2008年春天，“大部制”成为中国的高频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明确提出了“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其实，高校同样需要进行‘大部制’改革，压缩管理部门数量，减少管理成本，真正建立以学术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日前这样表示。（4月16日《人民日报》）
有这一认识的不仅是刘经南校长，近来，诸多舆论都表示了同样看法。这种对“大部制”改革的期望，反映出公众对于当前高校管理机构林立现状的普遍不满。
高校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如果说，这只是基于感性的、粗浅的认识，那么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重点大学校级领导一般有10至15名，处级干部一般在300人以上。以西北大学为例，该校共有教职工2300多名，行政人员占一半，其中校领导12人，校级管理部门和各院系的处级以上干部加在一起，共有300人左右。
但是从高校自身的秉性出发，仅仅推行“大部制”改革是不够的。“大部制”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与“效率化”相比，当前高校最需要的还是去“行政化”，回归学术本质。
我们知道，“行政化”是中国高校的一个“顽疾”。由于“行政化”的存在，教育家成了政治家，教授成了官员，高校成了官场。高校本应具有的学术氛围没有了，教授们无心学问，而是钻营于权术，高校大师少了而大楼多了……可以说，当今中国高校的诸多问题，与高校的“行政化”都不无关系。“大部制”其实是加强了“行政化”，而高校的顽疾、“学术化”的渴望，显然不是照搬“大部制”所能做到的。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高校更应该推行“去部制”改革。正如刘经南所说，“大学靠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组成的二元权力结构，来维系整个系统的运行。而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学术权力才是大学的核心和内在逻辑。”
在公众的印象中，中国高校最辉煌的时期就是高校“行政化”最淡薄的时候，那时的中国出了很多教育家，很多大师。加强“行政化”之后，高校的发展逐渐偏离了学术的轨道，与公众的预期渐行渐远了。“去部制”改革，就是要把不利于高校发挥学术潜力的机构全部清除，让高校成为知识的殿堂，让校长们安心教育，让教授们安心育人，让学生们安心学习。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由教育大国变成教育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