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老先生偷书，遭了一顿吊打，又被人议论，孔乙己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北大教授剽窃呢？
北大学术道德委员会持论的基础，自然是诸如论文、论著，是学术研究的直接产物，而学术研究是必须注重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所以，要是涉及论文剽窃，也就在其受理范围；但是教材，却是编著的，也许就独创性不足，学术含量不高，所以，教材剽窃，就不在其受理范围之内。——你还别说，这可还真有点孔乙己老先生的什么“窃书”“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叫人觉得“难懂”的“高格”呢!
可是，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吗？!以此逻辑，教材的编著，岂不是简直成了件不“学”无“术”的事(还好意思说“教材……是给学生看的”！)？！
——往远了说，《诗经》是孔子编的(也曾经是教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即体现了孔夫子独特的编选理念。教材的编著，难道不会是、不当是蕴涵了编著者独有的、个性化的劳动，甚至是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的吗？《文选》是南朝梁萧统编的，《乐府诗集》是北宋郭茂倩编的，都至今学术价值深具，亦并未见署名拱手让人！而要往近了说呢？故世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代国学大师、词学泰斗唐圭璋老先生，其最为人所称道的学术成果，即是《全宋词》及《全金元词》的编著(同时也相当程度上奠定了其学位地位)。——论以词学造诣，就是放眼当今北大，敢问又有谁能称出其右呢？！
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的学术道德委员会，所秉持的竟然是这样一副狭隘、庸俗理念！——如此“指导思想”之下，也就无怪乎当今大学教材，虽然是版本迭出，——如“城头变幻大王旗”，如“走马灯”；却低水平重复充斥，满目雷同，个性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