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国的大学，单从数量上观察，已相当庞大。但大学作为思想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却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与财政对大学的投资，公众对大学的期望，相差很远；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也不相称。大学教授在中国社会中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学教授面对政府和社会，公开表达独立而负责的见解太少。有的名校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开始鼓励教授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而更多的大学，则不希望教授面对社会发言。即使发言，也是向政府提供赞扬性的评价，为政策提供解释性的说明。殊不知，这正是造成中国大学教授社会声望不高的原因。
毕：说实话，现在的大学教授，受人尊敬的不多。有些教授在人们心目中甚至可以说很差，很臭。社会对教授不产生敬意，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教授。教授在学术中的不端行为就不要说了，更有教授以炒股为主，以发财为上，不论好坏，惟权力马首是瞻，这如何能让公众对他们产生敬意呢？
梁：教授是构成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来源。不要说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要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傲气，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有时候连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这如何能成为一个进步的动力来源呢？所以我建议大学里要鼓励教授出来说话，鼓励教授敢于批评，负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为国家进步保存一点种子，为社会开敢言的风气。
梁：鼓励在大学中养成批评的空气，也是为了使大学教授更好地行使公民的权利，履行公民的责任。国家养“士”千日，用在一时，不是要教授来说无关痛痒的话，而是让教授为国家进步保留清醒的头脑。
毕：鼓励大学教授公开批评现实中的弊端，甚至公开批评自己任职的学校，应当成为中国大学中的一种风气。从大学教授一面来说，要敢说话，但更要说负责任的话。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大学充满活力。
梁：有的教授，对现实不是没有看法，但有批评意见也不说，趋利避害。有的教授，本身权益也受伤害，但自己不想出头，总想找敢说话的教授替他出头。他们自己不冒风险，想等问题解决之后，再来搭便车。
毕：人人都想搭便车，社会将无车可坐。在大学一面，要鼓励教授敢于批评，要鼓励教授多发不同的声音，要提倡教授有一点书生论政的风趣和智慧。大学校长，对于那些敢于批评的教授要多加保护，对敢于批评自己任职的大学的教授，更要奖励。大学校长，不要把精力都放在应付无聊的教学评估上，不要让那些无聊的事伤害自己的智商，要造成风气，要让自己管理的大学有一点个性，有一点多少年后让人想起来的趣事和美谈。那怕做一点这方面的努力，也会给中国大学开一点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