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大校庆所举行的“校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当前“大学围着市场转”的思想提出尖锐批评。有些大学教师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严重影响，“这与市场侵蚀大学的自主性有很大关系”。在“大学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纪宝成表示，市场经济“是以物质利益为动力的”，但大学的使命和精神，要求它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5月5日《新京报》）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总是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来上来讲，它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有人质疑，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纠缠不清，学术研究被异化为“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难怪香港学者郭绍棠教授在考察内地多所高校后，忍不住就提高大学教师的质量提出诚恳意见：非教师的行政人员不应评定学术职称，以维护学术职称的尊严。也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并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不要做官，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在面对这样的难题时，哈贝马斯的解决之道是，承认大学的功能，但也捍卫大学的理念，即科学统一不能建立在一门超越科学的科学也就是哲学之上，而只能建立在各门科学共享的合理交往或论辩之上。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如何加大理论知识贡献的力度，一方面尽可能地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能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