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想像，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做，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4年），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上，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连阳），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嫉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以“师说”为题，讲了许多从师的道理。其中“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强调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阐述了能者为师、虚心好学的从师态度；“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辩证地指出了师生关系。这些道理，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当然，韩愈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他所说的“道”，是指“圣人之道”。他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是“君子不齿”的，“士大夫之族”本应比他们高明，这是作者的阶级局限。又如，作者重“传道”，而轻“彼童子之师”的“授书”、“习句读”也是片面的。

二、写作特点赏析
论证方法 
1．下定义、作结论 
　　中国古代散文，尤其是唐以前，不以议论见长。能言善辩如孟子、荀子，也总是在他们议论文章中运用比喻和寓言故事来帮助说理。相比之下，韩愈这篇论说文却在逻辑思维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人。这表现在概念明晰、论证严密上。如文章一开头就断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并下定义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接着从这个定义出发，由“解惑”说到“从师”。经过一番推论，又得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这其间层层衔接，一气贯通，毫无冗余之处，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2．对比论证 
　　本文第二段写得最为精彩，这和恰当地运用了对比的论证方法有直接的关系。这段所用的三组对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经过双方的对比，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效果，都可以用“反而”承接上文，在语意上形成了一个逆接序列。如，“古之圣人”才智高，尚且从师学习；“今之众人”才智低，反而“耻学于师”。通过对比，揭示了“士大夫之族”不从师学习的违背常理，则作者主张从师学习的观点不言自明。 
3．引用论证 
　　引用是论说文中常用的论证方法，这在现在的学术论文中也是最常见的。本文第三段，作者引述了孔子的言行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比前文笼统地说“古之圣人”更加切实可信。有了孔子这样一个强大的支持者，更增强了说服力。而在短短的几行字中，述事引言简洁明快，表现出作者非凡的语言功力。 
语言特色 
1．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的运用。 
　　韩愈的散文以气势充沛、笔力雄放著称，这体现在多用排比和对偶句式上。他的这种风格，在本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生乎吾前……”，“生乎吾后……”；“古之圣人……”，“今之众人……”。这种句式的运用，形式整齐，气势飞动，增强了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