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手倚韩祠石栏，远眺滚滚韩江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就是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又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改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瘅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有人研究，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一百七十二名。是他大开教育之功。所以韩祠中有诗曰：“文章随代起，烟瘅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倒使我想到现代的一件实事。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中，京城不少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基层。当时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开发，就主动收容了一批。想不到这倒促成了春风渡玉门，戈壁绽绿荫。那年我在石河子采访，亲身感受到充边文人的功劳。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它只认你的贡献。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这宏伟的韩公祠，还有这韩山韩水，不是纪念韩愈的冤屈，而是纪念他的功绩。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一千三百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奖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人民文摘》 (2002年第二期)
[点评] 
“春时，兰花满山，径出而香远；秋时，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绿水碧波绕回廊而明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在我的记忆中，梁衡那韵味悠长的名句是通过教科书的灌溉而深深的植根在现实的土壤中的。《晋祠》是我所接触他的第一篇力作，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当时的梁衡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兼领导人却是以山水散文家的身份保存在脑海的史学之库中的。
事隔二十年，梁衡近年来已出乎独具个性和思想，这种新高度在于他近年来的散文倾注了浓厚的时代意识和忧患意识，倾注着他失心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沉感情，这样的新高度就使他摒弃了以前散文模式的桎梏，陶渊明式的山水田园诗已满足不了时代的呼唤，他以“苦吟诗人”的身份着墨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充分吸收优美深沉，情真意切的文学语言，开启了散文创作中的另一航线：政治散文。生命的变奏从此更为响亮。
在《大有大无周恩来》中，他娓娓叙说着周恩来的大无：“死不留灰”、“劳而无怨”、“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去不留言”，从而揭示出周恩来的“大有”：“化身干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形象生动地勾划出总理的光辉形象，进而揭示一代伟人的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