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前面已言，“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不仅在合法性内容上优于周全于只具有一重合法性的民主制度，同时王道政治本身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因为王道政治产生于中国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圣王文化”，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的最典型形态。因此，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方向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既吸收了西方民主正面价值又避免了西方民主弊端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王道政治。因此，我们要用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歧出与变质，才能寻回中国政治文化的自我，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自性，才能回归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不再成为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才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从而才能改写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所引人类文明谱系表对中国文明现状打的“？”，在这个打“？”的地方明确写上“中国文明”。要做到这些，只有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来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
（七）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
中国近代以来进入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际生存环境，即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支配主宰世界的时代。不讲道德、掠夺别国财富、瓜分全球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盛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着西方列强瓜分侵略的巨大压力，救亡图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我们的国歌歌词最典型地表达了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最强音。而救亡图存的直接诉求就是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坚船利炮、科学技术以及西方的政法制度、财经制度、工业制度等一切能够使中国救亡图存的制度。用一句话概括：救亡图存的直接诉求就是追求国家的富强，因为中国富强就可以避免中国挨西方打，而“落后就要挨打”正是中国近代史中最不道德的又是最现实的一条血淋淋的铁律。在这种背景下，追求国家富强就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具体方法就是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因为只有走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不挨打。但是，按照中国的文化观，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古代圣人所反对的“以力服人”的“霸道”的道路，是不道德的道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也是一种不道德的强盗文化、霸道文化，而中国文化追求的是“以德服人”的“王道”理想，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历代圣贤义理之学上的圣贤文化、君子文化。所以，中国百年来追求洋务富强的知识分子如张之洞等人认为中国文化在“体”上（精神价值上）崇尚道德，优于西方文化，本不用学西方文化，但西方列强已打到你家门口了，中国已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威胁，所以在“用”上（器物层面上）不得已为了救亡图存要去学西方文化，即去学使西方富强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中产生的，而是被不道德的外部力量逼出来的。中国人本不想放弃圣贤文化、君子文化走现代化的路，但迫于救亡压力非常不情愿地被推上了现代化的路。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中文大学 金躍基 教授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诅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