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人类”与外来思潮
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但由于其基本哲学思维方式并无本质的改变，致使原有的各种矛盾不仅无法解决，而且由于商业炒作等原因，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等倾向，陷入了哲学的困境，以致使那种试图以取代和超越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与此同时，由于对越战的厌倦和“水门事件”带来的对政治的失望，美国青年在文化和精神上茫然、困惑，又出现了以威廉·伯罗斯等人为代表的“垮掉派”和后来的“垮掉的一代”，他们不顾社会的约束而满足自己的一切冲动。尽管“新新人类文学”接触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直接，也没有因果和师承关系，但哲学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孔不入，观念和思想并不一定都是通过理论来繁衍和传播的，很多行为本身、言语交际、艺术形态和社会交往等都在事实上将哲学的思潮表现出来并在发生着作用。
与其他文化思潮相比，摇滚乐对他们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这从他们对摇滚乐队的欣赏和对摇滚乐的描述中可以得到印证。摇滚乐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兴起于美国，八十年代崔健作为中国摇滚第一人，以当代城市无业游民形象，抱着电吉他在台上大吼《一无所有》，反映出在社会转型中“文革”、后“文革”一代青年的痛苦、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崔健之后，黑豹（窦唯）又异军突起，他演出时高分贝的电子乐、打击乐和叫喊声混成一片，构成相当的震撼性和冲击力，口语化的歌词直接将人世间的沧桑与挫折、痛苦与欢乐，触目惊心地展示给人们。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反文化”心态源于他们面临巨大的心理冲突和文化矛盾：他们从自身需要出发，既相信内心的冲动，服务于灵魂的燃烧，又常常不得不屈服于传统的规范和现实的制约；既要肯定自我生命的价值认定，又常常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并且苦恼于父辈乃至社会对他们行为的否定；既渴望自己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又哀叹在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落。反映到作品中，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疯狂的焦虑，颓靡的烦躁，在空虚的生活中自我封闭，对人冷漠，自恋自狂。至于他们在作品中对个人性经历的暴露，不过是在物质欲望追求中进行商业炒作的一个卖点而已。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不仅要认识个别人的行为，而且要看到他的反社会根源。本来，出现这样的消极作品也不过是文坛中、出版过程中的一些疵点，不足为奇，不足为怪。但被一些媒体特别是一些小报大肆炒作，并要成为一种文化思潮的时候，那就不能坐视不顾了。常常是一些有素养的评论家们不屑于关注的，却往往被某些不称职的或不负责任的评论者炒得火热，而炒作又并不去分析作品的内容，却在用作者本人或其经历招徕读者，进而达到商业的目的。对于“新新人类文学”的作者，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轻易地断送自己的创作生命，希望他们能贴近社会，投身于能唤起激情的改革事业中去。他们毕竟还年轻，人生的路途还很漫长，时间的长河和社会的实践将逐渐教会他们如何寻找价值的坐标，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文学创作使命，成为我们伟大时代前进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