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不能把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简单理解为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的机械性时间顺序，因为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行政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中国行政体系与经济体制之间高度统合的性质，经济与行政之间存在着未完全分化的关系；再加上经济、政治与行政三者之间的客观互动联系，因此，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有一个改革的边界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如何谋取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合理时序与幅度上的互相配合。（注：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边界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例如张成福：《行政改革战略规划及实施中的十个问题》，《中国机构与编制》，1994年第11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截然分开或分阶段推行，也不宜重此轻彼，以确保改革的最终成效。这实质上是对行政体制改革地位的动态把握和战略运用。有学者把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的动态边界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驱动（决定）作用；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制约作用；三是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或障碍作用；四是行政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带动作用。（注：参见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任晓：《中国行政改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文寿：《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与思考》，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因素复合同构的特点，要求行政体制改革和外部环境合理协调，形成彼此间体制性驱动和制约的积极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