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中的医生阿斯特洛夫说过的话代表了作家本人的追求和理想，他说：“人身上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面孔，衣服，心灵和思想都应该是美好的。”如果说契诃夫塑造的奴性十足的人物形象更生动，更具说服力，如果说契诃夫最终也没有塑造出那样一个“在明媚的早晨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自由人”的人物形象，那只能说明时代决定了这一点。契诃夫生活的时代是俄罗斯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精神与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年代，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俄罗斯的农奴制度虽然在契诃夫降生的第二年就废除了，但数百年的农奴制度却在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性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根除的。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后一位古典大师，契诃夫与他的前任们面临的是一些不同的人物，生活的场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多关注的是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普通人以及普通人身上的弱点。当把普通人的这种种弱点放在俄罗斯民族历史的大背景上来考察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带有了更高度的概括性。他把这种种的弱点甚至丑陋展示给读者，是为了让读者警醒：你自己身上是否有这些弱点，你自己是不是这样一个缩手缩脚、什么都怕的“套中人”，你离美好的理想有多远。

与前人相比，契诃夫不仅在表现内容上有所不同，而且如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他“创造了全新的书写形式”。这首先体现在他改变了文学形象的塑造方法本身，他的小说以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为主，但是他却放弃了传统的、细腻的肖像描写，在他那里最详细的肖像描写也没有超过十几行的，因此他的作品总的风格是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代替肖像描写的是比喻，是对服饰的典型细节的表现，如“套中人”别里科夫：在这里作家详细地描写了主人公的物件，像套鞋、伞、眼镜、帽子、各种小套子和房间的摆设，却惟独没有面部描写。但是在几乎没有涉及外貌的情况下契诃夫却细致而准确地展示了别里科夫的心理状态，即恐惧。别里科夫是一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警觉的人的形象。关于省略肖像描写或很少肖像描写，契诃夫本人说过这样的话：“描摹寻常的外貌恐怕多此一举；彼得堡不是西班牙……”言外之意是说：在阳光灿烂的西班牙海滨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和爱情的喜悦或者忧伤，那里的人面孔上的表情和形体动作是丰富多变的，值得一写的。可是在彼得堡，在像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那样的外省小城市里，受恐惧控制的人们千方百计地磨去自己的棱角，力求与别人保持一致，那样万人一面的外表又有什么必要去浪费笔墨呢?就像契诃夫研究专家分析的那样，契诃夫忽略肖像描写是因为他想要表现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而是“一类人”，他真正的表现对象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一群人”，不是个体，而是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