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三个案例，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案例1，教师变“抄袭”为“推荐”，教师机智巧妙的转折，是爱护学生、尊重学生、循循善诱的最好体现；案例2，教师不负责任地随意表态极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案例3，教师的水平不足以支持他很好地解决这一突发事件，操起“课后解决”这一盾牌，显然也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综合比较三个案例中的教师角色，第一例中的教师，是通过自己的智慧，随机应对课堂发生的事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可谓智慧型的教师；第二例中的教师简直可以说是鲁莽型的；第三例中的教师，处理问题缺少智慧、缺乏应变、缺乏创意，可谓欠缺型的。显然，只有教师通过自己非凡的智慧、敏捷的才思、渊博的知识、过人的胆识、合理的应变、丰富的经验、充分的准备、耐心的引导和平等的合作而使问题得以在课堂上解决的结果，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理想方法。只可惜，这种结果现实中确实很少出现。
　　有很多“课后解决”的事例，都存在相同的消极回避的特点。比如，小学语文教材《飞机遇险的时候》一课，在不同的课堂就出现不同的突发事件。如一学生问教师“假如小杨梅不是叶挺的女儿，周恩来会让伞吗？”又如“每个人都有珍爱自己生命的权利，周恩来不应该让伞。”还有品德课上学生问教师，“做好事不告诉他人是不是撒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还叫比赛吗？”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大多是因为学生的思维走进误区的结果，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只有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地、发散求异地思维，才能提出各种尖锐的问题。教师只有在积极维护学生的探究精神，热情主动地进行合作，随机应变地正确引导，用自己在知识与经验上的资源条件，机智地划定解决轮廓,既要限制事态的无序发展，还要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时空差异，引导学生学会用客观视觉去看待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生携天真这笔财富走向成熟，成就人生。这样才符合课改所要求的营造主动、创新、富有实践性的课堂特点。对于那些是因为学生的阅历所限而导致的思维误区，则更需要教师作为学生的知识源，满足学生解决问题的要求。不难看出，如是因为教师的能力、知识、意识以及观念上的原因导致教师不足以满足课堂应变，才不得已而“课后解决”，显然是不应该倡导的。
　　诚然，“课后解决”也不是明令禁用的方法。人非圣贤，教师也绝非完人。这种方法可以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一是当课堂上遇到学生提出了既有影响又有价值的问题，师生都难以解决，且一时又没有资料可参考，在师生心理都可接受的情况下使用；二是教师有意要把课内学习延伸到课外，从而引发学生进行更深刻、更广泛、更自主的学习。比如，前面提到的《我的战友邱少云》所发生的事情，我看就有文章可做。教师完全可以在与学生的简单讨论中，肯定这场战争和邱少云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实性，然后有意识引导到课外学习中。教师可以选择两种方案，一是可以让学生查阅关于邱少云的英雄事迹，参考课文内容，按照自己的想法，也写一篇《我的战友邱少云》，然后进行比较。二是教师直接引导学生，从各种文学体裁的区别去理解作者的写法，告诉学生课后比较报告文学和一般记叙文在真实性和代表性上区别。这两种方法，不仅可以解决课堂上发生的问题，而且可以使课内学习和课外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更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渠道。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课改所提出的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