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作为一门课程来开设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大约始于18世纪中叶，在中国，“教育史”学科地位的确立与师范教育在学制系统中地位的确立基本一致。“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至今，已成为我国教育科学体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的基础学科和必修课程。1996年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进行面向21世纪的师范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逐步实现课程教材建设的规范化要求。因此，探讨“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基本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本文拟分为五个阶段来考察本学科教材发展概况，最后提出作者关于当前“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改革的几点意见。
一、1901～1911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侵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腐败的清廷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推行所谓“新政”，教育改革是新政措施之一。1902年和1904年，清政府分别颁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明确规定在师范学堂开设“教育史”课程，“教育史”教材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日本师范教育发展较早，国人为了有成法可循，开始译介日本师范教材，以应一时之需。
最早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是日本学者狩野良知的《支那教学史略》，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商务印书馆在发行该书时声明，这是为直接配合新的师范学堂课程设置而出版的。这一时期其它“教育史”教材，主要还有：江苏师范讲义《教育史》，日本增户鹤吉讲授，孙家树等译，江苏师范讲义编辑部编辑，江苏宁属学务处1906年4月发行；1906年东京古今图书局出版的《教育史》，日本小泉又一著，景耀月、刘镜蓉译，原系日本文部省检定的师范学校教科书；1908年，孙清如根据日本材料编写的《教育史》，经学部批准为师范学堂教学参考书；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级和优级师范教育史教科书等。
这一时期的教育史教材主要译自日本的师范学校课本，与中国整个教育近代化进程是一致的。教育史教材的中国教育史部分几乎成为日本教育史的附庸。中国学者和教师还在学步阶段，没有进行独立编写工作，但是，通过译介日本教材，解决了师范学堂没有教材的急迫现状，也了解了国外教育的一些情况。
二、1911～1927
辛亥革命后，中国学者和教师开始自行编著教育史教材，这一时期美国的影响开始上升。配合民国初期两次学制改革(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的壬戌学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竞相为师范学校出版教育史课本。有代表性的中师教育史教材如下：
1.周焕文、韩定生编译，蒋维乔校订：《中外教育史》(高等师范教科书及师范学校参考之用)，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2.杨游编著，杨保恒、蒋维乔校订：《教育史》(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4年8月初版；3.戴克敦编著《教育史讲义》(教育部审定师范讲习科必用)，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4.李步青编著，范源濂校订：《新制教育史》(师范学校适用)，中华书局1915年5月初版，1919年1月第6版时，封面署“教育部审定”；5.范寿康编著，唐钺校订：《教育史》(现代师范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8月初版，1932年6月、11月分别印行“国难”(九·一八事变)后第1版、第2版；6.王炽昌编著，徐则陵、朱文叔、舒新城校订：《教育史》(教育部审定新师范教科书)，中华书局1923年8月初版，1932年11月第19版。上述教材中，以范寿康和王炽昌编著的两本影响最大，到30年代时仍被全国中等师范学校普遍采用。
这一时期出版的高师教育史教材，主要有：1.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2.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北京师大心理室1926年版；3.陈宝泉：《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北平文化学社1927年5月版。其中，陈宝泉的这本教材特别值得一提。著名教育家陈宝泉(1874～1937)在北京师范大学主讲《中国近代学制史》课程，从1923年起开始在讲义的基础上编著正式教材，前后三易其稿。本书以作者自己在清末学部和民国教育部20多年亲身见闻的翔实记录撰著而成，在取材上，“见知者十之七八，闻知者居十之二三”，颇可作为学习中国近代教育史课程的信实参考。谈到本教材的编写宗旨，作者在自序中说：“各国教育制度虽日新月异，而中国之教育制度向无专书，不得有所比较，遂致切合中国之新教育一时无由发见。”作者的这番感慨，代表了当时一些教育家开始反省新教育运动，致力于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和中国教育改造的思想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