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即是《新大纲》中的“口语交际”。所谓“口语”自然是指“口头语言”，而“交际”呢？如果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它是一个“A通过C将B传递给D，以达到效果E”的过程。这其中，A是信息发出者，B是信息，C是通向信息接受者D的途径，E是所引起的反应。所以，《新大纲》中所说的“口语交际”，实际是指以口头语言为主要中介手段而进行的、交际是指以口头语言为主要中介手段而进行的、交际双方互动的信息交流活动，而构成这一活动要素必当有四：一是交际的主体；二是交际的对象；三是交际的媒介（口头语言）；四是交际的环境。通常环境下，主体与对象往往是变换的、合二为一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常常既是听话者，又是说话者，而双方交际所使用的中介手段（口语）一定要交际双方都能够理解的。比如，对一位完全不懂英语的听者，不管对方所说的话多么精彩和有趣，他也很难全部领会对方所说的内容。即便是能领会的那一部分，恐怕主要是靠对方发出的非言语交际符号，而不是口头语言本身。
其实，人类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学习和运用口语的基本能力早已被“固化”为相似于上一代的“基因”而无声无息地遗传下来了。近来脑科学的最新发现已经证实：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相当一部分是由先天决定的。首先，人脑中的语言功能主要代表脑区在左半球，而左、右脑半球相应解剖结构的不对称性是先天的。其次，婴儿在出生时对声音区分是十分敏感的，只是在习得一种特定的语言后，才会部分地丧失这种敏感性。第三，人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存在着通用的规律性，不管是什么文化背景，孩子从牙牙学语到单个的词语，进而到有句法的双词语和复杂的造句，每一个阶段的平均年龄是相同的。此外，对语言的发育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关键期（从2岁至青春期），在青春期之后，习得新的语言的能力便会急剧地下降。（请参见杨雄理所著《脑科学的现代进展》一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03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人类的遗传已经为学习口语储备了潜能，但“潜能”终归只是“潜能”，它还不是真真切切的客观现实。潜能还必须在与之相似的条件和环境下，通过不断的语言实践，才能够真正转化为用于交际的口语。对此，张中行先生在《古代散文学习漫谈》中曾经指出：“学语言靠熟，即多次重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小子出生几个月，一不上课堂，二不查字典，三不语法，只是听，跟着大人瞎嘟嘟，不很久也就学会了，而且决不会把‘坐车’说成‘车坐’。”由此可见，一个发育正常的孩子只要拥有了“跟着大人瞎嘟嘟”的环境，再经过“多次重复”的练习，把握相似于“大人”，可应用于交际的口语是不太困难的事，关键是客观环境和主观实践这两条。
把上面的话综合，不管是从宏观（口语学习的规律）或微观（人脑的内部结构）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学会与自己身边的语言环境相似的口语是有“物质”基础和潜能的，我们只要能抓住儿童学习语言的关键期，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越的、能够学到更为规范口语的环境与条件，让他们在口语交际中学会口语交际，就能够达到《新大纲》中提出的“听人说话要能领会主要内容。坚持说普通话，能用普通话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的要求，使他们顺利地完成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并为他们融入未来社会打好基础、做好准备。这大概就是《新大纲》为什么要将口语交际列为小学语文教学一项重要任务的原委与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