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身份方面。
全球化秉承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念，即对自由市场推崇备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势必会瓦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传统关系，导致国家在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作用的销蚀，同时造成民族身份或国家身份的认同出现新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会引发教师传统身份和角色的崩溃。正是由于教师社会角色的特殊使命以及教师职业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度依存，全球化为民族国家构筑的新环境，使得教师在重新谋求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面临着艰难的抉择问题，即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突中，教师如何选择才能继续维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必须清楚地看到，全球化为教师提供的生存空间浸透着激烈的竞争气息，像产业工人一样，教师也被完全放置在市场的运行机制当中，并不断地接受市场的选择。教师如果不与全球化利益形成适当的同谋关系，就会被抛入失业大军，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与市场利益相处甚远的学科及其从教者近年来所遭到的排斥便是有力的佐证。此外，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教育领域的冲击也是变革性的，它不仅为传统的教育、教学空间提供了新的手段，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成为传统教育变革的颠覆性力量。多媒体教学、网络化教学、全球化教学、远程教育等新称渭都显示了通过信息和网络技术形成的教育、教学形式的巨大吸引力。课堂教学不再是承载教育实践的推一合法的高效场所，教师传统的职业活动空间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侵蚀。
其次是权威方面。
在全球化所提供的广阔背景下，教师可以支配的权威领域正在日益失去其领地。在通讯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知识和信息资源可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和重新配置，这意味着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些资源的拥有者，在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上权威角色渐渐失去了它的对象。同教师自身一样，学生──教师权威的对象──完全暴露在知识和信息资源之中，他们同样可以通过更加丰富与便捷的渠道自主地获取这些资源。因此，传统的教师作为知识专家或知识拥有者的角色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威正在面临崩溃，同时学生作为知识欠缺者的地位也将发生深刻变化。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过去建立在知识权威基础上的道德权威也在经历同样的命运。全球化的逻辑不仅仅是经济或市场的逻辑，更是一种霸权的逻辑。在这种逻辑的支配和控制之下，不仅学校在知识的选择和组织上丧失了其自主权，同时在道德和价值方面也屈从于利益和效率的经济体系，教师的道德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就被自己放弃了。同时，在全球化过程中，由多元文化价值观所形成的道德相对主义，也对教师的道德权威构成了威胁。
再次是自由方面。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教师如果不能为全球化出力的话，他们就会受到诋毁；另一方面他们却发现自己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无权地位。由于教师的经验在教育政策中遭到了无情的忽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处于一种痛苦的状态之中，即他们不得不从自身的亲身经历中异化出来，以至于“教师为了能够在信息崇拜中苟活下来”，或“将事实与价值割裂开来”，或“吸依于‘惟有本质上具有商业价值的事实才是价值的事实’这一预告性信念”。全球化的推动者使用一种霸权的话语．把教师完全禁锢在市场的樊篱之中；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教师是否为其培养出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员工，至于教师固有的崇高使命和内在热情都成了一种“额外的消费品”。正是全球化推动者们对经济利益的痴迷，使得学校教育成了类似于生产商品的“工厂”，教师自然也就成了生产学生这一特殊商品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的惟一职责就是服务于全球化，服从于全球化。对教师来说，教育和教学工作日益变得枯燥乏味，越来越缺乏挑战性。至此，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在这个高扬“人是目的”的时代，教师不仅在自身职业范围内失去了选择和组织教育教学内容、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应有权利，同时也失却了作为人的部分尊严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