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对话者。
近年来，全球化的挫折警示人们，仅仅关注自身利益的攫取而不顾及更多“他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日益开放的今天只能是一种幻想。关注“他者”的声音，寻求更广泛的跨文化、跨国界的合作与对话，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新的、标志着全球未来的希望的跨文明的对话中”。教师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因为“教师可就自身的切身经历，讲解人与人之间需要哪些东西，才能创造性地、有效地发生关系，从而能够摸索出一套人际关系阐释学说，用以指导大家怎样在一个共享的地方，尊重相互的差异”。正是在这一点上，需要重视和发挥教师在跨文化交流中对话者的角色。当然，这种对话关系首先必须落实在教师最直接的教育实践中。然而，回归到现实之中，教师注注充当着“话语霸权者”的角色，而将学生置于”失语”的境地，“灌输式”教育仍有广泛市场即是明证。正如批评者们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教育实际上低估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从而把学生处于被动的、服从的甚至是被统治的地位。这样，教师也就失去了与学生进行对话的可能。因此，教师要想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获得新生，就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原则与方式，建立起师生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从而真正把教学变为师生之间展开真实对话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教师对世界、对他人的挚爱和信任，同时也要求教师具有谦虚的态度，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四是建构者。
在知识和信息的围困下，传统的教师知识权威土崩瓦解，知识传授的任务逐步从教师的职能中解放出来，开始向其他社会机构和媒介转移。这也给部分人带来一种错觉，认为教师职业不久将会随着传统学校的消亡而成为历史。然而事实在于，尽管教师在获取知识相信息的渠道方面已经失去优势．但是由于教师具有更加丰富的知识背景，他们在知识相信息的选择、组织和加工方面往往具有学生难以比拟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面对网络和媒体提供的纷繁复杂的文本信息，学生往往无所适从，而教师却能应对自如地搜集到所需信息、并与原有的认知结构发生关联，形成新的认知因式。因此，教师的作用不是在下降而是在不断提高；只不过教师的角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教师不是去传授某种确定不变的“蓝本”知识，而是要在教学过程中同学生一样成为知识的建构者。正如建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教学过程即是教师和学生对世界的意义进行合作性建构的过程，而不是‘客观知识’的传递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