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外国人认为，清末的教学观和古人的相比并未有多大的变化。在私塾或学堂中亲眼观看过教学情景的外国人莫不瞠目结辞舌，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学生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是以书本上的前后顺序重述所有的文字；二是尽量以最快的速度背诵下来。然而，意义和表达则完成被忽视了，因为中国的学生没有在心中理解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背诵。”[1]（79）虽然此处评述的是教学方法，但他们认为正是唯书、唯上、唯圣贤之马首为瞻的教学观导致这一现象。在思维观上，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一成不变的教育体制、僵硬的教学方法，导致读书人在思维上的一元、封闭和趋同，除了可以让记忆能力得到训练与强化以外，别的一无所获。“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除我们完全认可那些伦理道理说教的存在价值之外，然后再以最乐观的态度来评价这一体系的话，我们只能说它不过完成了以下使命而已：教授阅读和写作，培养锻炼并强化记忆力。可以说，通过这一体制培养造就的中国学生都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决非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所能比拟。”[2]（179）一些敏锐且观察力强的外国人甚至意识到：中国读书人思维观上的弱点，是中国吸收外来知识和文化的阻力，也是造成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因此，有人说：“……这一阶层（知识分子）实际形成了作茧自缚、深闭固拒的特性，因而也就成了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2]（170）最后，就人才观而言，大多数外国人认为，在中国传统教育的桎梏下，读书人只是科举和书本的奴隶，个性很难得到充分舒展。思想依附、灵魂萎缩、唯师是从、唯书本是从，已经成为普通的精神现象。另外，受教育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的目的是“读书做官”这样单一的目的造成中国人才观的扭曲。美国传教士及外交官何天爵是这样说的：“念书做官”是每一位中国为人父母都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那是他们对孩子们的殷殷希望，因而也是每个孩子所孜孜追求的目标。它的意思是“接受教育，然后做官”。这表明，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在中国，读书求学的一切动机和最高期望，就是要步入仕途……西方人读书不一定是为了做官，而东方的莘莘学子孜孜矻矻、皓首穷经、追求学问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他们视做官为梦寐以求的终身职业。[2]（175，168）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官本位的封建专制体制导致功利主义教育观、人才观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