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课程与教材
据笔者现在资料查证，外国人对于晚清教育内容的评价记录较多，且基本上以负面意见为主。
（一）“一成不变”的课程。客观地说，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并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课程，多少年来，读书人皓首穷经、“纠缠”有限的几部经典著作，既没有符合逻辑的学科知识体系，也没有符合学生心理的课程设置。有一些外国人认为这些经典在最初被写出来的时候是有着智慧和哲理的，但是数千年之后，文字的意义可能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其用法已经跟以前大不一样。何天爵承认中国的课程曾有过重大作用，然后他学得决不能就此认为这些教育内容绝对完美无缺，“因为从古代到现在的一千多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实质内容并没有经历什么变化”。[2]（178）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人的看法与何天爵类似，诸如：“从总体上看，最友善的评论家也不得不认为，这些经书作为这个伟大民族唯一的读本有着致命的缺陷。它们太杂乱、太局限于自己的范畴了。”[1]（93）《纽约时报》中有一篇评论这样写道：“……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3]（90）另外，更有些外国人为晚清当局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现象置若罔闻的态度而愤慨：“而当今的学生们正在接受着与十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所经历的一模一样的教学模式，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教学方法都没有丝毫的变化，没有哪个学校会为此召开校务会，并作出决定认为哪些书和教学方法已经过时，而代之以现代的书籍和新式的教学法。”[4]（62）
（二）空疏无用的教学内容。这一点是大多数外国人的共识，尤其当教学内容和考试内容绝对地合二为一的时候，更是突出了其空疏无用的弊端。对于读书人非学不可的大量儒家经典，何天爵是这样评价的：“实际上，它们包含着大量无关紧要、毫无价值的糟粕；同时，我们还应当承认，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无论对于当代的中国人还是对于外国人，都无法理解和诠释。”[2]（180）除了内容本身的空疏无用，教学内容中没有自然科学也是外国人觉得颇为惋惜的一件事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E？A？罗斯认为：中国旧式教育主要注重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在学校里见不到自然科学、地理、他国历史等基本学科。[5]主持马礼逊学堂的美国传教士布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一些最基本的科学事实也极少介绍到教科书中来，更谈不上成为专门的学科”。[6]
（三）不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英国传教士麦高温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内容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西方人一般是从‘猫’‘狗’之类的词开始他们的学习的，这种方法，在这个国土上的学者和圣人们看来，确实是太幼稚了，因而是不可取的。中国人采取的教学方法是让八九岁的孩子去读一本写有深奥伦理观点的书，由此开始他们的学习生涯。”[4]（83）在这些外国人看来，这样的教科书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同时期的西方孩子是在《少年和姑娘》《杰克盖的小屋》中度过他们的童年的，而中国孩子手上捧着的却是《三字经》和《和字文》！当时的日本教育人士大隈伯也认为中国的经史诗文之学，只宜用于大学，不宜用于普通教育。
由此，一些外国人提出了改革意见，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就曾经对改革教科书发表议论：“塾中通行收本，有宜读者，有可以缓读者。宜先精心抉择，严定留汰章程。其宜读之书，仍全免其背诵之例。盖皆以胜出蒙童之岁月，得增读有用诸书也。”[7]（336）另外有些日本人通过向中国教育考察人员介绍日本的教学科目、教学方式等渠道来表达他们的看法，如东京府第一中学校长胜浦鞆雄在给考察人员的信中就非常详细地附上日本中学的课时表，并提出了中肯且符合中国国情的意见，或增或减，或去或留，在此不一一展开。
三、教学方法
这里的教学方法既指未成年人的学习，也指读书人（士人）的为学之道。很多外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教学方法颇有微词，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重记忆，轻创造；以无意义的背诵为主；只重写作技能；体罚”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