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当外国人参观学校时，让他（她）感触最深的是中国的教师让孩子长时间地、大声地朗诵着那些孩子们根本不知其所以然的古代经书：“这就是所有中国人教学的方法。对于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来说，读书人这么大的吼叫声……西方的小孩没有这样学习的，西方的教师也没有这样教学的。在这样一种喧哗声中，教师不可能知道学生是否正在重复他教给他们的读音。”[1]（80）麦高温说：“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方法正处于一种难堪和无聊的境地。首先是学习时间太长。其次，中国人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法不利于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几年中只学习发音，没有一点儿新鲜思想灌输给学生，使他们的智慧得以增长。很容易想象这是多么无聊与沉闷啊！”。[4]（85，86）在1875年7月6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报道把这种教育方法称为“填鸭式”，并指出“用这种教育方法教育学生，谁记忆力最好谁的成绩就最突出，而这种做法似乎贯穿于清国整个的教育过程之中”。[3]（89）
增人记性有余，开人心思不足。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曾花大量笔墨来谈论中国的为学之道，他认为，中国教学方法的优点是让人长记性，缺点是不能让人长心思。“然吾观中国为学之规，第能使人长记性，鲜能令人长心思……乃吾观中国教学之道，独重笔下之文章，不重口中之谈论”。[7]（235，237）他呼吁应尽快对其进行改革；“由是观之，中国之学问增人之记性则有余，开人之心思则不足。且只属学问之偏端，并非学问之全量。又重文辞而轻言辞，如是以为学，缺失不已多乎？夫常人有过，尚宜速改，况国家有过失，可不速更？知其当更，该别求善美之法，以为补救之方。但成见构于中，众议扰于外，纵有新法之善，恐不能容，何能补其缺失乎？”[7]（238）日本教育家嘉纳之言甚为诚恳：“贵国向来教学专重记忆背诵，其法非不切实，然于教小儿甚不相宜。小儿只解眼前之物，不能凭空思想。如教小儿算术，即须以寻常用物数目示之；教小儿地理，即须以缩小地球示之。务使小儿为学，视为游戏之事，一无苦楚。而所教之事，所引证之物，无不明白晓畅，无一句无益处。如只责其背诵，小儿苦其难学，虽受数载教育，必不能有成也。[8]
可怕的体罚。很多西方人对于中国教师运用体罚手段来教育孩子教不认可，有的甚至颇为反感。这是麦高温对于体罚的描述：“惩罚中最学用的工具是戒尺，它放在老师桌上最显眼的地方。如果哪个孩子学习不好，就会被强迫伸出手，挨几下打，通常都是疼得直叫。另一种惩罚方式是跪地，直到学生掌握了所学功课才能起来。再有就是站砖，两只脚站在约一平方英尺的砖上，一点儿都不许动。直到他能在教师跟前准确无误地背出他的功课为止”。[4]（87）明恩浦更是对体罚印象深刻：“学生所犯的最臭名照著的过错，莫过于总是不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他的功课。由于这种错误，他总是要受到惩罚，经常是挨上几百板子。通常，坏学生或笨学生几乎每天都可能受惩罚，有时满身都是挨打的伤痕，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想起逃奴而不是读书人。……不同课程的老师在处罚的运用上是不同的，但无论严厉的性质是什么，真正的儒家教师只会中重处罚，而不是减轻处罚。在他看来，他所使用的方法是唯一能达到目标的途径。学习的课程、学习的方法、以及学生的能力，教是固定的量，唯一可变的是学生可被劝说或督促的勤奋程度”。[1]（77-78）
俗话说：旁观者清。晚清时期的外国人正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审视晚清教育，虽说因为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序、经历、来华目的不同，其看法也有着多样性或者片面性，但是大体上切中了晚清教育的要害。虽然今天已经进入21世纪，但是传统教育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其中有些负面意见即便是在今天的教育中仍然存在，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下，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重书本知识轻实践能力；注重记诵之学，忽视心智开发等仍然是当今教育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写下以上文字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以史为鉴，从另一个视角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