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庄子的《庖丁解牛》这个故事也是取之于民间风术，又用民间故事的形式加以表现。以民间解牛的绝技妙法来说明养生的理论。可见庄子是一个饱学而隐于民间的隐士，他继承老子的学说，采用民间文化的内涵和民间文学形式既论道，谈无为，说养生，讲处世，所以从民俗角度理解庄子作品，就能透彻禪释其中心思想。
我国著名课程教学专家钟启泉说：“致力于通过‘创新教学’的实践，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创造出崭新的‘素质教育’的‘课堂文化’。语文课程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基础。民俗文化资源的有效运用，有利于学生通过学习能掌握汉语言文字中渗透的文化精髓，了解独特的民族审美艺术，提高学生的民族思维特质。现行的语文课程教学文本大都是从古至今有定论的典范性名家名篇，这些“经典文本”背后蕴藏的是深厚的民俗文化积沉。正如被称为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说：“民俗学研究的根本动机源于热爱祖国、了解民众”。学生只有真正了解，懂得民俗文化才能发自内心的热爱民族的语言文学。
（三）借助民俗文化解决经典文本教学“滞后态”例谈
长期来经典文本教学有一种突出的“滞后态”，即传统名篇的教学长期处于一种 “诠释的程式化”境地，常常以经典的恒久不变的话语来形容、解释文本。经典文本的“滞后态”大致体现为以下两方面；审美意趣的老化和思想观念的局限。“定论”的经典化教学，这将导致教学中缺乏多元视点的审美意趣，批判性解读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大大减少。所以从民俗视野回望经典文本，也是解决语言课程教学“滞后感”的途径之一。
中学语文教材中选的近当代著名作家鲁迅、周作人、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的作品，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集成。他们的作品如果忽视民俗文化的分析和指导，仅仅只是从社会性和相关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套路教学，就很难品味到文章独特的个性风采及深邃的教育内涵。因为他们的作品都是从自己熟悉的风俗习惯、风物民情入手，塑造人物形象语言风格也都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如老舍作品里北京风味的大杂院、小胡同、铺户、茶馆、戏园、市场、各行各业人员的服饰、四合院的建筑式样；鲁迅小说中祝福用的祭品、祭皿，江南水乡的菱角，罗汉豆、菱白、香瓜、酒店里的曲尺柜台；茅盾笔下，蚕乡特有的“糊箪纸”“蚕箪”“蚕花”“蚕房”等。假说离开了民俗的作品是淡而无味的，离开了民俗的人物形象是没有生命力的，那么利用民俗文化有助于学生理解文学名著。
从民俗生活相感受艺术形象魅力。例如：《湘夫人》内容就亮闪出一幅幅清丽的民俗生活相的画面。故事取材于神话传说，湘君是传说中的舜帝，湘夫人为以身殉情的舜的妃子娥皇、女英。篇中结尾，湘君在真挚的爱而不得见焦急不安的交融下，失望、愁思，怨怒的情绪一下发展到高潮，弃衣抛物于江中，进行发泄。这种举止，也不只是个人的一时气愤行为，在民俗生活相中，它是婚恋中情人气恼绝情的一习俗表现方式。“捐余袂兮江中”，“袂”一般注释为“衣袖”是不妥当的。因为“遗余褋兮澧浦”，“褋”，指的是单衣，也即禅衣。拘洪兴祖依《方言》所述；“禅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褋”，这是一种贴身衣服。“袂”在这里与“褋”，应对举成文，指外衣。把它们作为定情物送给恋人是古代女子恋爱生活流行的习惯（男子送女子的如《湘君》篇结尾所述的玉器一类配物）。这种习俗，在古代社会流传颇广，《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就有晴文送红菱袄给宝玉的描写。《湘夫人》结尾的民俗生活相中特有的“断情”方式，进行艺术勾勒，展示了乡土的风情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民俗意象角度分析名著中人物肖象，有利于理解经典文本中特定的历史审美和文化传统。例如，《三国演义》中关公肖像描写“髯长两尺，面如重枣”，在今天的学生看来非但不美，而且难以理解关公是相貌堂堂的英俊男子。红脸，在传统脸谱中是象征“忠义”，红色的象征还可以理解。那长须，胡子一大把……令人匪痍所思。但如果回到关公生活的汉末社会，从民俗审美角度看，这长须正是吉人天相、仪表堂堂的男子所不可缺少的。《陌上桑》中采桑女子罗敷，智斗丑恶的使君，故意夸耀自己丈夫俊美风度：“为人洁白皙，髯髯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主要的相貌特征，也就是修长的须髯。红脸和长须是当时男性美的一种外貌标志。从作品中可窥见汉代时尚审美习俗。肖像描写能显现人物性格，再如罗贯中写张飞；“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体态容貌竟无一处是人样。但它却隐含着民众所公认的民俗意象；凛然，威慑，迅猛的性格气势扑面而来。肖像外貌切如民俗意象使艺术形象获得永恒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