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系为对钟启泉、袁桂林、周淑卿三位教授所发表的以两岸课程改革为主题的论文之回应。三位教授的论文所讨论的主题涉及中小学的学校文化、课程改革的配套措施、学生中心课程的改革，以及课程管制权松绑等问题；本文乃就此四方面讨论。首先，作者指出，中小学的学校文化所具有的孤立、保守与惧变等特性，对于课程改革而言，具有障碍与拒斥的作用。其次，作者从改变教师观念、提升教师知能、教科用书的编审、以及空间规划的因应等四方面，管窥难臻完善的课程改革配套措施。再次，作者以美国和台湾课改革的历史殷鉴，指出学生中心的课程改革，始终难敌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作法。最后，作者针对台湾在课程管制权松绑之后所面临的多项问题，加以分析。
一、前言
本人和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钟启泉教授结缘应该是在1999年11月。当时，本人奉业师国立中正大学教育学院黄光雄教授指示，在渠所举办的“教育改革学术研讨会”之中，发表“抗拒课程改革的原因与对策：以九年一贯课程为例”一文，并且主持钟教授所发表的有关大陆教师职阶制度（career ladder system，或解为教师分级制）的论文讨论会。后来，我们亦偶有鱼雁往返。2001年中，本人将一些和课程与教学相关的出版品（单文经等译，1999，2000a，2000b，2001；单文经，2001）寄去上海请钟教授指导，并磋商在大陆出版事宜之可行性。如今，得有机会参与此研讨会，再与钟教授见面，并经主办单位指定担任讨论人，得以先行拜读钟教授暨袁桂林教授之大作，自当十分乐意。
周淑卿教授为台湾课程与教学学界的后起之秀，对于课程改革的实务、课程社会学、学校文化、教师课程专身分认同等主题之探讨相当用心，亦能成一家之言；能有机会向周教授请教，亦为本人之殊荣也。
讨论人的角色，可以从多方面来践履。或为评论，或为申论，或为引发议论。本人学粗才浅，既不敢评论，亦难为申论，更无意引发议论，只敢附予三位教授之骥尾，提出相关主题的浅薄之知，和三位教授及全体与会者分享。
二、蠡测学校文化对课程改革的排斥
钟教授在大作之中指出了大陆两种对立的学校文化：
“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充满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思想的争斗与争夺。所谓‘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就是这种局面的写照。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校文化。第一种是‘应试型学校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里，所谓‘教学’是旨在应试的教学，所谓‘学习’是旨在应试的学习。这是一种‘应试’压倒一切的文化。第二种是‘发展型学校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里，所谓‘教学’就是师生平等对话沟通的过程。所谓‘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享受发现乐趣的过程。这是一种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学生的和谐发展、多元发展成为最高目标的文化。”（钟启泉，2000，pp．91—92）
这样的描述，也是当前台湾中小学校舍正常教学之本，而逐升学考试之末的最佳写照。
周教授则在大作之中，以非常忧虑的心情，指出了目前台湾实施以课程统整为主轴的课程改革，逐渐形成一些造成不利学校教学正常发展的学校文化：“在九年一贯课程实施过程中，许多学校为因应政策的要求，组成各种委员会、教学研究会、班群；为了让教师们有共同讨论的机会，则安排校内研习、技术性排课，或全校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安排，立意良好，也是行政人员促成教师合作的初步。然而，值得观察的是，行政人员究竟是愿意耐心地支持、等待教师文化的改变?或是急功近利地要求教师共同生产行政体制所要求的课程文件?而这样的合作方式，究竟是为了激荡专业智慧、沟通思考内容，或只是为了一个外来的要求而分配工作、齐一步调?当一本又一本厚重的学校成果报告令人目不暇接时，我们可以猜想：当中隐藏着多少教师的案牍劳形、焚膏继晷；而为了这些书面工作，又占用了多少原本应该用在学生身上的时间、精神。但这些合作的成品代表我们所要的课程改革绩效吗?”（周淑卿，2002，pp．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