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论、系统观并不是来自某一单一学科的方法论原则，而是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横断科学及综合科学发展到当今时代形成的共识，并在上述所有学科领域普遍表现出来，如自然科学领域的分形和混沌理论为主干的“非线性科学”；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的现象学、诠释学、人类学、人种学；横断科学领域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及在此基础上兴起的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等，都表现了共同的方法论倾向，展现了整体、系统思想方法的风彩和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生态学及其方法论，以其整体论和系统分析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生态学追求综合、联系、平衡的思想方法，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有边界、有范围、有层次，各因子在功能上协调一致的生态系统来研究，对教育研究已产生了重要影响。整体论、系统观是西方各个学科领域普遍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方法论原则，也是西方当代各种取向的教育研究共同寻求的思想方法。
（五）未来取向的教育研究
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突破，带来社会变化 发展的急剧加速，而教育作为人的培养事业具有较长的周期，如何将教育的发展纳入到未来社会需求中，使教育为“一个尚不存在的社会培养人”，成为不少学者研究教育所选择的方向。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未来取向的教育研究就得到了系统、有组织的应用，它试图通过对影响未来发展的主要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预测并试图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发展态势或未来趋势，现已发展出不少独特的预测方法。典型的研究有以托大勒、伊里奇为代表的技术乐观派对“后工业化社会”、“电子技术社会”学习社会的研究，也有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对能源枯竭、人口膨胀“灾难性前景”的研究。在政府和专业团体的教育研究和教育报告中，未来取向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向度，如1985年，美国“促进科学协会”组织编写的教育改革报告，制定了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美国基础教育和科学教育计划，并直接以未来为指向给该报告起了一个名称――《普及 科学――美国2061计划》，充分反映其对未来教育研究的重视。这类研究在近十几年西方教育研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报告中屡见不鲜。
（六）跨学科取向的教育研究
跨学科取向的教育研究者倡导对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我迩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采用不同的学科方法研究同一对象，它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示出原本被认为是毫不相干的现象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后，研究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自60年代以来，跨学科的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许多重大的教育研究都不是由单个学者或采用同一角度、方法进行的，而是由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合作完成。即使是单个学者或知识结构相近的学者群体在教育研究中也试图从跨学科的视角对某种教育研究对象进行多种层面的理解、把握。如美国麦克米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美国康涅尼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法能和德国伍珀尔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桑克（H. Sunker）共同主编的《教育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一书，其副标题即为“跨学科和比较的展望”，该书从国际视野出发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教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层面进行了比较研究，[8]反映了以跨学科为研究向度的努力。
教育研究的上述各种取向并不是单一、孤立、相互排斥的，在具体的研究中，各种不同取向的教育研究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其中，嬗变中的“科学－实证”取向和人本主义取向的教育研究最为根本和重要，它对其它取向的教育研究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如行动取向的教育研究近来较多地与人本主义取向的教育研究相联系，在研究的主流倾向上表现为定性研究的盛行；同时，它与思想立场发生了嬗变的“科学－实证”取向的教育研究也有密切的关联，在实地情境的研究中依然尽可能地遵奉传统科学实证的原则立场，行动研究的“准实验”形式的出现正是这一努力的表现。实际上，嬗变的“科学－实证”取向的教育研究与人本主义取向的教育研究正出现相互靠拢和整合的趋势，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科学研究与人本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相互融合。教育研究的上述六种取向是近几十年来西方教育研究重心所发生的基本化，它对西方教育研究的未来发展仍将发挥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