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在《教学必须改革》中指出，中小学还存在少慢差费的现象，必须进行改革；要在全日制中小学教育中进行“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较大规模的试验。1960年下半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张磐石领导下，赶编十年制中小学教材，使原来10年学完的东西在10年内完成，解决教材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内容陈旧不科学等问题。
3．继续调整，成效显著（1961—1963）。
自1961年起，伴随着经济的艰难调整，中国教育也又开始了调整。1961年，中央提出，要区别和根据各地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计划地普及适龄儿童的学教育，积极而又有控制地办好业余教育。1962年又提出，全日制中小学要适当压缩规模，调整学校布局，便于学生上学。这一时期，基础教育尽管在数量上处于低潮，但在内部管理和建设方面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成效的，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措施。如，1961年开始编写由各方面专家参加审阅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经多次修改，于1965年4月正式完成。1963年3月，中央正式颁布《全日制小学工作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小学四十条》）；教育部在这一年颁布了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第三套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相应的第四套教材。这套教学大纲和教材重视“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受到个方面好评，并成为以后30多年我国基础教育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三）1966年—1976年：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时期
这个阶段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小学正常的教学秩序草到严重破坏，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小学教学片面突出政治和联系实际，大幅度削减基础知识，教育质量严重降低。
由于受“四人帮”控制和左的错误路线影响，中小学课程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处于非理性的无序状态。其一，以前的国家统编通用教材被视为“封资修大杂烩”加以批判；国家不设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也不使用统一的教材，组织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定课程，自编教材；课程教材建设因“大革命”而一片混乱。其二，教育教学内容方面，过分强调政治性、“革命性”，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穿帽戴靴”，充斥着同学科知识根本无关的内容；片面地强调联系实际，如上海、辽宁等地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课程，改成了“工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生产知识”等；物理教材简化为“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教材简化为“三大作物”（稻、麦、棉）等。教材的编写成了任意行为。
自1972年开始，在课程教材建设方面，虽然又做了一些努力，但由于教育部的领导权被夺等原因，根本无法进行课程规划和教材编写。
（四）1977年—1985年：恢复正常教育秩序和初步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时期
1977—1985年，中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进入了第三个改革发展时期。这8年，根据课程教材工作任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个小阶段。
1．第一阶段（1977—1980）：恢复重建，再度统一，继续实行课程教材国定制。
“文革”结束后，全国教育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各地中小学学制混乱，课程标准不一，教材五花八门，教育质量低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急切需要重建，国家采取了统一学制和教学大纲，统一编写和使用教材的政策以及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也是当时既迫切又必要的任务。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召开了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亲自抓教育和教材建设，并就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
教育部根据小平的指示，制定了中小学课程教材工作的有关政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