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课程改革坚持理性精神的实质
作为一项精心设计、组织、实施的系统工程，课程改革必须坚持理性精神。没有了理性精神，我们只剩下盲目的热情和冲动、非科学的意志，最终会适得其反。课程改革坚持理性精神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善于反思，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把课程改革看成既是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更是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
首先，我们要站在中国21世纪发展的战略高度，用发展了的历史观与理性观全面而深刻地把握这次课程改革的重大意义。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业已进入“后工业时代”，而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还在以工业化为主要任务，经济全球化浪潮恰恰给了我们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极好机遇。如果这次我们不抓住机遇，那么与发达国家差距将会越拉越大。而本次课程改革正是应对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浪潮对教育提出的前所未有之挑战的积极策略，它必将为我国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提供坚实的智力基础和人力资源，必将以其卓越的成就而载入史册。
其次，广大课程研究者及一线教师应以“求真” 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抱着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勤于反思、独立思考、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的态度，既在深刻领会课改的新观念、新精神、新做法的基础上，充满热情与信心地大胆试，大胆闯，又实事求是地结合各地实际，扎实稳妥而不盲目地推进改革，在改革中修正、完善这些理论及举措。广大教师尤其应当积极参与课程改革研究，成为课程研究者，而不仅仅是课程专家研究成果的接受者、执行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理性精神。广大教师也只有坚持了理性精神，课程改革才能落到实处，真正转化为“教育生产力”；教师们也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而“解放成人”，获得职业生涯中的“人文关怀”，这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今天，照亮教师们智慧的思想闪电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精神。
三、理性精神在课程改革中的若干体现
首先，我们要用理性精神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传统与现代”从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两个维度来看，包含这样两个命题：“过去与现在”及“外国(西方)与我国”。第一个命题在课改中涉及对建国以来七次课改(过去)的价值定位以及与本次课改的关系上，这一点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理论或实践层面都比较明确，如陈至立部长指出：新中国建国51年来，我们先后进行了七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每次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特别是《义务教育法》颁布后的课程改革，在四方面取得了较突出的进展……但是，面对21世纪的挑战，基础教育课程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5]可见，本次课改决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过去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而且也适应当前状况的观念、模式，而应在扬弃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第二个命题则主要表现在对待外国(主要是西方国家)先进课程理念、理论、模式乃至策略、做法的基本态度上。本次课改由于吸纳了一大批高校的专家学者而使得课改在理念、观念及举措上更具“与国际接轨性”与“超前性”。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外许多被我们奉为圭臬的“现代”及“后现代”的课程理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之中“土生土长”起来的，而我国发达地区才处于工业社会的中期水平，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的实现、工业化的完成尚有比较大的距离。因此，这些所谓“先进”的课程理论对我国是否具有“适切性”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应注意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外国先进课程理论、模式的“本土化”。再先进的外国理论如果不嵌入到特定国家的“社会一历史一文化”的结构中，做“本土性”转换，那么其引进一定会导致“盲目模仿，如果超越发展水平来模仿就会有形而无质”。[6]当前某些课改实验区课堂教学出现的“有形”而“无神”的现象就是尚未本土化而导致的。应当肯定的是，试验区的广大教师对课改充满热情，敢于尝试先进的课程理论。但由于部分教师缺乏理性精神，不顾客观实际(如大班额条件、课程资源缺乏等)，遵循“拿来主义”，简单模仿，导致课堂教学“散乱的活跃”(某国家级实验区教师语)；而有的先进理论在试验区根本无法实施。因此，考虑到“课程改革中的教学问题比制定课程标准和编写教材有着百倍的复杂与艰难”[7](其实，改造教师和教师的自我新生更是有着千倍的复杂与艰难)，当务之急是，广大教师应自觉怀有及坚持理性精神，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勤于和善于反思，不盲从权威，对于那些未经充分检验的先进的课程理论(如建构主义理论)以及那些有很大的真理性理论(如多元智慧理论)，多思、多想，努力寻求其与本地实际的“结合点”，以期发挥最大的教育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