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要特别注意外国课程改革的“钟摆现象”。由于受到政党执政权更迭的影响，西方国家教育政策(课程政策)就存在“钟摆现象”，如美国教育政策就有“十年(或八年)一摆”的现象(和其政治、经济政策变化相应)。本次课改参照的外国理论(主要是欧美及日本)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相关成果，它们只反映当时这些国家的课改现实。但是20世纪末，美英等国的课程改革恰似“钟摆”，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去，如美国在20世纪末颁布了全国性的分科标准，并将其视为“度量教育质量的准绳”；英国等实行分权制的国家也都在强化中央权力，加强国定课程、标准化的评价和教师评价，大力发展指标化的成就指标，政府用它来管制产出，并提供给家长与消费者有关信息。[8]由于我国本次课改推进的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有别于“自下而上”的、来自于民间的“草根模式”)，而试验区教师们又普遍缺乏反思、批判的精神及能力。因此，掌握了国外先进理论的课程专家们在西方课程改革格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迅速更迭的态势下，应坚持追求真理、不断反思、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理性精神，有责任、有义务在认真消化西方先进理论的基础上既向广大一线教师揭示西方国家课改的“真实面目”，又和一线教师一道投身于火热的课程实践中，千万不能“定于一尊”，被西方国家时髦的新名词、新修辞所迷惑(如后现代的反理性的一些观念)，“言必称欧美和日本”，徒留浮夸的议论。
其次，我们要用理性精神正确理解“基础与创新”的问题。当前，创新不足是课程教学的通病之一，指向于应试教育的繁琐而机械的分析、讲解、训练和练习充斥于各科教学中，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受到严重损害。针对这一弊端，各学科标准都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要求，国家级及各省级实验区的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喜人局面正在形成。不过，我们不能不看到“忽视基础为创新而创新”的现象已经初见端倪；尽管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长的时期内，各科教学中大力提倡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应成为重要的主题，但是，全面理解“基础与创新”的关系是有效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前提，因此有必要加以明确。
在关于“基础与创新”问题的认识上有一种误解：中国学生基础扎实，创新不足；美国学生基础不牢，但创新精神很强。如果我们泛泛而谈倒也无所谓，但如果作为指导教育实践的某种“理论”的出发点则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没有严格的“专业训练”和理性思维的培养，可持续的、规模性创新是不可能的(偶尔的“创新”倒有可能)，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科学上的创新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诺贝尔奖获得者，无论文理，都是“创新”的楷模(创新是根本，无创新就不能获此殊荣)，但他们几乎都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和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记述1997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华裔科学家朱棣文事迹的书《厚积薄发——朱棣文的科学风采》(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的“厚积薄发”恰恰说明了“基础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可见，那种关于美国学生基础不牢、却多有创新的想法，那种以为不要基础也能有创新(特别是某些“少年作家”的“成长经历”给人的“误解”)的观点是极其有害的。实际上，美国学生的所谓“基础不牢”的“基础”恰是我们过去引以自豪的由死记硬背、机械训练而得到的“死的知识”，而他们赖以创新的“基础”，诸如怀疑批判、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及搜寻信息、动手操作等实践能力则是从小得以培养，并且贯穿于学校教育始终，而这些恰恰又是我们所缺少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基础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基础。
我们认为，当前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及其能力，必须坚决摒弃过去那种由死记硬背、机械训练而得到的僵硬的毫无价值的基础，重新设定新的基础，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精神(理念)层面，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养，培养学生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精心呵护、培养学生的自由及自主、独立思考、反思和怀疑批判的理性精神以及热爱学习的情感；二是知识与技能层面，即让学生掌握必备的、有价值的基础知识和有利于他们终身学习、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能力和技能；三是行为习惯和方法层面，即从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自主学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