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后，我国基础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时期，其变革的广度、深度和自觉程度都将是前所未有的。这场以素质教育为主旋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实践能力为突破口，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的基础教育改革运动必将对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加强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改革的理性水平，有助于促进基础教育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更好地实现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本文主要探讨当代社会中伴随着社会转型所发生的知识转型及其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以期重构21世纪基础教育的认识论基础。
探讨知识转型对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首先必须明确“知识转型”的概念。而要明确“知识转型”这个概念，又必须首先明确“知识型”乃至“知识”这两个概念。关于“什么是知识”这个问题，千百年来思想家们给出了五花八门的定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使用。透过多样性的“知识”定义和用法，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是知识”问题总是内在地包含着“什么是真正的知识”这个问题。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回答必备的一个思想前提就是：制定判断一种认识经验究竟是不是知识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又不是由人类个体的认识经验本身所提供的，而是由一些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所制定、颁布并通过一定的社会力量使之合法化的。显而易见的是，人类社会的认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认识经验都被当作“知识”来对待，只有其中一小部分符合既定知识标准的认识经验才配享“知识”的美名，并借助于学校机构或大众媒介加以传播。我们把一个时期人类所有知识生产、传播、辩护或应用的标准称之为“知识型”或“知识范型”。不同的思想家之所以对于“知识”有着不同的定义，就是因为他们所采纳的知识标准是彼此不同的，有的人将逻辑的自恰看成是“知识”的标准，有的人则将经验的证实看成是“知识”的标准，还有的人将实际的效用看成是“知识”的标准，如此等等。由于各人所持的知识标准不同，所以各人对于知识的生产过程、辩护过程以及知识与社会和知识生产者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也必然不同。因此，扩大一点看，知识型就是某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所共同分享的知识问题、范畴、方法、价值、制度与信念的整体，是“知识的政体”和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思想结构。
界定了“知识型”这个概念，就比较容易理解“知识转型”这个概念了。所谓知识转型就是指知识形态、知识范式或知识政体的转变，意味着原有的知识型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根本危机，新的知识型逐渐出现并取代原有知识型的过程。从内容上说，知识转型不仅包含了知识标准的转变，而且还包括了建立于其上的知识制度、知识组织、知识信念以及知识分子角色等方面的转变。从过程上看，知识转型一开始可能出现在个别知识领域，如科学或哲学等，后来就会慢慢地扩张到整个知识领域。从历史上看，知识转型时期的到来都有一些明显的症候，如有人提出了新的知识概念或知识标准；知识分子内部开始围绕着知识的性质或标准问题进行学术辩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异端”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发现或证明知识的程序和方法；出现了新的表述和传播知识的方式；出现了一些新的知识分类标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意识开始增强，等等。从动力上看，人类社会的知识转型既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依赖于和反作用于社会政治或经济形态的转变。知识转型与社会转型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知识转型
纵观人类社会的认识史，知识的形态曾发生过数次重大的变化。就大的方面来说，人类社会的知识型就先后经历了从原始社会的“神话知识型”到古代社会的“形而上学知识型”再到现代社会的“科学知识型”的连续转变过程。就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来说，在神话知识型中，“巫”是当时社会中最受尊重的“知识分子”，享有认识、解释或转述神喻的特权；在古代社会中，“形而上学家”代替了“巫”成了当时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制定了新的知识游戏的规则和判断某种经验的认识论价值的准则；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或研究人员又取代了形而上学家，成为现代最主要的知识分子，支配着人们的知识生活。就知识的性质或标准而言，原始的神话知识型将“神秘性”、“叙事性”和“隐喻性”作为最主要的知识标准；古代的形而上学知识型将“本体性”、“绝对性”和“终极性”或“神圣性”作为最主要的知识标准；而现代的科学知识型则将“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看成为衡量一种认识经验是否为真的主要标准。每一次知识的转型，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认识论的方向，为人类知识的进步开辟了新的图景，促进了人类知识的增长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