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真正的教育产业化对象，还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现状如何，决定了教育产业化的前景。根据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办理座谈会上的数据，我国“年平均收入接近和超过２００００元的占总人口的３·５％左右，而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下。”，按照目前大学的学费标准，最普通的大学，不算其它消费，光学费和基本生活费，每年得一万，这是硬指标。就是说，占中国人口50%的家庭，是没有正常地负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的能力的，而年平均收入在2000~20000元的占人口46.5%左右的家庭，又有一大部分没有或者部分地有负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的能力，这样一比较，我们就明白了，这教育产业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它又作为一个事实强加给了人民大众，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了求知，为了一条人生道路，于是就有了一连串的血泪故事。
中央电视台2套2003年08月06日晚播放了一个专题《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看了令人鼻酸，市场化了的学费，岂止是一座山，它有时简直是一把刀，53岁的陕西榆林南郊农场农民景统仕，二女儿景艳梅今年高考考出了理工类533分的高分，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一家人算了算，第一次去大学至少也得带上一万元，…奔波几天，景统仕也没有借到一分钱。7月14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因为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临去世的前一天，景统仕还忙着去派出所等部门盖章，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也没盖下来(为什么？)。景艳梅讲：“我爸爸他当时回来，我不在跟前了。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在绝望和自尊心、自卑感的双重打击下，景统仕走上了绝路。同样在陕西宝鸡，去年，下岗工人丁某，在得知儿子小丁考上复旦大学，象其帮开车打工的老板讨拖欠的工钱，凑集学费而不得后，跳楼自杀。当然，这是最极端的，也是最不应该的。
有专家、精英出来冷言冷语了，“上大学不应该靠父母嘛，可以贷款嘛。”云云，但是，贷款本身就是一个市场行为，要考虑风险、信用、担保等等，不是轻易可以拿到手的，房栓梅，陕西榆林罗硷村人，考上了大学后，母亲却想到了放弃：“我说你爸爸这么个情况，供不起，你不要念。”，因为房家的家庭收入非常清晰，每年3担黄豆、4担谷子、一口猪，年底时卖一卖，收入约900元。房栓梅母亲：“家里半年没收入，喂个猪还就这么大，就盼着猪长大。”2天前，房栓梅的母亲又卖了些黄豆，一家人数了又数，凑起来不过1000元。而女儿一年的学杂费，就是这个数字的8倍。房栓梅从老师那里打听到，大学里有助学贷款，但因为还贷情况不好，现在借贷也很困难。与此同时，因为家里已经欠下债务，父母向附近的信用社也没贷来款。更何况，4年4万元的贷款，毕业后的青年学子，能否找到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工作，是一个问号，即便有了收入尚丰厚的工作，银行的贷款要还，家中为其上学背负了沉重债务的父老兄弟姐妹要管，自己的生活要过，不又是一“杨白劳”。未必这市场化就是逼着穷人成为一个个背负着沉重债务的债务人，难怪昨天晚上的新闻，看到一条讲某高校为了控制毕业学生逃废助学贷款，扣押了毕业生的毕业证书，那接受采访的老师眼含泪光说“学校也是没有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