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句词中的“谁”怎么解释才更符合原意？为什么？
在《沁园春·长沙》的教学中，这是一个敏感而又经常被忽略的问题。由于历史学家的讳莫如深，传记作者的避而不谈，《教师用书》的春秋笔法，导致语文教师的含糊其词，问题的悬而未决。然而有人告诉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毛泽东早年自我修养的方法，特别是他在业师杨昌济先生门下研习的两门课程——修身课和伦理课，可以帮助我们探索他早年的思想与人格之源。
在探索中，我却惊讶的发现，毛泽东不仅重视集体，也极为重视自我；不仅具有中国传统人格的优点，而且也具有现代西方人格的优点；他不仅是过去的伟人，也是现在和未来的伟人！
人生两大支点之一：“贵我”
人的一生，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有那么一个由此出发的起点，知道自己在这个无边无际的时空系统——宇宙中，应该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从而使自己不断由渺小走向伟大，由短暂走向永恒，去最大限度的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
经过好几年的思索，借鉴了前人，参照了西人，又受到业师杨昌济先生的点化，青年毛泽东为自己找到了这样的两个人生支点：“贵我”、“通今”。这里暂且只提前者。
人生为什么需“贵我”？答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毛泽东认为在人己关系上，利己是本位的，是应该肯定的，而利他同样以我为起点。他举例说：“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依据这一生活原则，毛泽东认为“义务”不是对他人的，而是对自己的。“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他还进一步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为此，应该努力“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贵我”，相信自我，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之一，这就是真正的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伟人在人格上的根本原因。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这种“贵我”的思想一以贯之，使他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积极有为，乐观奋进，把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
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
毛泽东身上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与传统智慧，但他身上同时也存在着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东西，而且还是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是他成就事业的基础。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命题：人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讲人与社会，出发点是从人到社会，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从社会到人。中国历来重整体、轻个体，重道德、轻私利，重稳定、轻发展，其本质特征是以扼杀人的个性，扼杀人来实现社会的整合的。当然，中国古代以社会为本位，是有其原因的。那时，生产与社会活动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个人难以单独为生，所以儒学提倡群体意识，家族意识强，个人淹没在群体之中，因而具有轻视个人利益、抹杀个性、只要求个人尽义务的消极因素。事实上，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由于个人利益不受重视，个性受到压抑，人的首创精神得不到发挥，人的巨大潜能得不到开发，也就使整个社会发展缓慢——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在世界上逐渐落伍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毛泽东，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如果当初屈从于父亲的安排，到米店当个小伙计，那也不会有后来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