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可
1904年，在晚清新政的激荡下，“中国文学”在《奏定学堂章程》中独立出现，第一次作为一门学科进入教育体制。它虽然开启了后来国文课的先声，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又经历了近20年的历程，民国教育部于1923年出台了初中及高中的国语课程纲要，分别由叶圣陶与胡适起草，这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课程标准，它们几乎限定了80年来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方向及讨论范围。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当时都没有使用“语文”这个名称。它用的是“国语”；只是在高中第一组（相当于文科中学）中特设了“国文”。如果我们要理清当下语文教育中纠缠不清的问题，也许应该返回历史的源头，去看一看“国语”与“国文”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个课程纲要又暗含了怎样的文化策略？
新文化运动视野中的“语文”
从“国语”这个名称上，我们能够一窥那个时候的设计理念。在早于纲要出台的1920年，民国教育部即已有了划时代的大动作，“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何以这时不说“国语”而又出来一个“语体文”概念呢？按照当时国语运动的领军人物黎锦熙的解释，“因为国语是用国音教授的，部中恐怕乡村小学一时没有国音教员，便不妨将本地的方音来读语体教科书。”（《国语教育上应当解决的问题》，1921年）也就是说，当务之急在于“言文一致”，倒不是全国都“说”一样的“普通话”。不仅仅是国音，词类、语法更应是“国语”追求的目标，它们是直接与“语体文”密切相关的。改变“死”的语言以启迪民智，让全国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教育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变动之下，历来善于捕捉信息的商务印书馆迅速在北京举办了国语讲习所，这是与教育部直接挂钩的师资培训。1921年，商务印书馆又为那些未能参加讲习所的教师特别开设了函授班。从同年《教育杂志》的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课程有国语发音学、国语文法、会话、音韵沿革、国语教授法等五大类。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培训看作是商务印书馆高明营销策略的具体化，然而高明的策略也必须来源于对信息的准确把握与创造性处理。对于“国语”的理解与推广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教育生态？1921年底，浙江一位教师给杂志的来信很能说明问题，他认为国语教学中难办的问题之一就是“讲解”——儿童很难弄明白国语中几个字或几句话的意思。这位教师起先选用土话来讲解国语，可后来发现效果很不理想，因为那会使儿童“把‘国语’看成了‘书本国语’”。这中间蕴涵了两个问题，一是国语并不是“书本国语”，它只是通过书面的学习，最后要大家都遵从一定的语法规则，都来说、来写“活”的现代语言；二是在一些非官话区域，教学偏离了识字缀文等基本训练，侧重点变成了如何理解由官话标准制定的“国语”。
再来看这个标准制定中的重要人物胡适。1920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论中学国文的教学》。这篇文章有一个讨论的靶子，那就是民国元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此规则第三条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胡适指出了国文教学失败的现状，并认定原因在于事实与理想的偏差，“中学校教授的并不是普通的语言文字，乃是少数文人用的文字”。同年在国语讲习所的一次演说中，胡适提到，“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推行出去，使他成为全国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文字，使他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其实这个时候的胡适不仅仅在考虑语言的问题，他还在考虑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及走向，那是比纯粹的语言工具更为深入的思考。1918年，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理想。这是两个互动的目标，它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理想的标准在由他亲自起草的高中国语课程纲要中得到了体现，教学目的的第一条就是“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具体到方法上，则有如《西游记》、《侠隐记》等白话小说、戏剧略读书目做支撑，这些书目也是他心目中的“国语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