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4～5自然段）回忆事情的经过，向任安说明真相。先写自己一生不得志，本来主观已经很努力了，只想尽忠职守，希望赢得汉武帝的赏识，然而不可预知的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自己与李陵并非旧好，但李陵的为人和素养都值得称赞，且作战勇敢，深入虎穴，始战获胜，卒因救兵不至，寡不敌众，败降匈奴。这是李陵的一时之过，败降也是权宜之计，因而为之向皇上直言陈情，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为李陵游说”，定为“诬上”之罪，加上四方无援，被处以宫刑。李陵既已生降匈奴，败坏了他家族的声誉，自己也跟着受刑，更被天下人耻笑。事情不容易一一跟俗人说清楚，可悲啊！可悲啊！曲抒冤屈之情，令人怜恻。

第三部分（第6～7自然段）对自己为何不索性一死以求解脱做出解释。第一层先说太史令这一职业的卑贱，并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进步生死观，以结上生下。下面将生者辱与不辱的情况分为十种，最上等的是不污辱祖先，污辱到极点的是腐刑。接着又以猛虎关进笼子里受束作喻，触及自己的困境，并列举了西伯、李斯等九个王侯将相都曾关入监牢，来说明受辱不足为怪，说明勇与怯、强与弱都是形势造成的。第二层从人之常情说到自己的孤伶、苟活，是因为自己的志愿还没有实现，如果随便死去，那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著述就不能留传给后世了。

第四部分（第8自然段）对自己写作《史记》的思想动力，对《史记》的构成作了介绍。第一层列举了文王、孔子、屈原等名人在厄境中著书立说，被后世传颂。这些事例，用孟子的话说是“殷忧启圣”，用现代的话说是“逆境成才”，是符合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辩证观点的。这八个排比句从此成为激人奋发的名句。文中所叙述的八件事，虽不能说都是“圣贤发愤”之作，但作者不过旨在说明“发愤著书”是普遍现象。第二层紧承第一层，说明自己在效法圣贤，发愤著书，并介绍了有关情况：方法、篇数、篇目、特点等，更主要的是说明自己著书的原委和宗旨，以及忍辱成就此书后的最大意愿，而这些又都“难为俗人言也”。

第五部分（第9自然段）司马迁再次倾诉自己遭受酷刑后产生的深不可灭的耻辱感，答复任安的问题。具体写了痛苦的原因、表现，说自己已形同宦竖，又不能引退隐居，只能在世上隐忍苟活，实在无法推贤进士，也不想用言辞自饰，是非功过，只有死后乃定，又一次陈述其苦衷。

这封信是一篇对封建专制淫威的控诉状，一篇饱含愤怒感情的自叙文，是后人研究司马迁的重要材料。信中涉及他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是重要的史学资料，也是重要的文学典范。（载《高中必背古文》，湖南师大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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