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垅和穆旦是两位长期被埋没的诗人。1981年，当新时期的 诗坛正处在关于 “朦胧诗”的激烈争论中时，接着出现的一件事几乎改变了诗界的注意力，这就是《白色花 》和《九叶集》两部诗集的相继出版。《白色花》是在“七月诗人”支系上延伸、又因1955 年“胡风集团”案受株连的20位诗人，从四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代表作合集。《九叶集 》则是当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和在上海参与《诗创造》、《中国新诗》编委工作的九位诗人四 十年代的
诗歌代表作合集。前者严峻激情的社会人生入，后者冷静深入的艺术文本实践， 在恰好形成了互补的同时，又以艺术上共同的现代主义姿态，彰显了他们在二三十年代的李 金发、戴望舒同七十年代后期朦胧诗之间的枢纽性存在。
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嫌疑而在五 十 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上处于匿名状态的两大诗人群体。尽管这其中诸多诗人在解禁之后的许多 作品已为诗坛所熟知，但当这两部诗集以流派的形式集中系统地展示了他们锋锐性
诗歌写作 的全貌时，其比之“朦胧诗”的更为深刻、成熟和丰富，则让诗坛受到了一次持久的震撼。 而阿垅和穆旦，便分别是这两大诗人群体中最重要的诗人。
阿垅(1907—1967)是四十年 代
诗歌史上的一颗大星。从其
诗歌峻厉、桀骜的气质类型上来说，他更像是同黑暗“天廷” 激战的
诗歌的刑天。有过短期延安抗大生活经历的阿垅，于1939年初到延安时曾写过一首 题名为《哨》的短诗。在记述了“嘉岭山上的塔对着蹀踱在广场上的伙伴”这种初夜的松弛 与 安详后，他的笔锋又继而从午夜峭立的哨位陡然一转：“天上／ｏｒｉｏｎ(猎户星座)横着 灿烂的剑／北极星永恒的光／从太古以前／直到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随着这样一重 意象的切换，那种以北极星与哨兵的对应定位，猎户星座飒亮的光与哨兵刺刀的暗示性联结 ，恍然将全诗提升到地质纪年的时空感中，并使人感受到一种太古清风的涤荡。它所呈示的 巨大空间张力，正是阿垅心灵深巨时空结构的映现。《哨》几乎是阿垅仅有的一首静谧宁 馨之作。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庆的六年间，阿垅以来自延安的隐蔽身份，一直在国 民党的军事部门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处所称之为“虎穴”。并因此相继使用了诸如Ｓ· Ｍ、师穆、圣门等许多笔名。毫无疑问，他因此而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周围黑暗的巨大 挤压。这种挤压不但构成了对他自由的束缚、思想的监控，甚至也包括对他爱情生活的摧残 。我们不难设想，对于阿垅这样一位有着先天性抗逆精神的诗人，当这种挤压到了连最小的 私人生活空间都要被剥夺的地步，将会意味着什么。而挤压留给个人的空间越小，心灵反弹 中要求的空间就越大，灵魂对于理想的愤怒求诉就越强烈。这样，总汇在阿垅生命中的激愤 便由近及远地直指覆盖着人类漫长
历史的大黑暗，并促使他以绝不妥协的姿态与之对峙。 而阿垅抚奏爱情的《琴的献祭》，就是以这样旷世的大愤怒，出现在中国新诗史上——
“ 我愤怒，我愤怒得好苦”，但在体认着自己被挤压成“火星”般小小的一粒时，他却不但以 雪莱、拜伦、普希金这些“大的星座”作为自己的灵魂参照，并进而把这种参照投向希腊神 话中诸如“坦塔罗斯”、“西西弗斯”、“普罗米修斯”这类刑役中为欲望和理想而战的诸 神，以这样一个与之叠合的大灵魂，为“卑贱无光的人民”和自己的恋人做出爱的陈述：“ 我要为你抚奏!／……即使这琴不剩一弦”。
在四川的六年间，阿垅以自己痛楚峻厉的灵 魂奔赴为中国新诗史划开了一条雪亮的光带。从此间所书写的《写于悲愤的城》、《孤岛》 、《不要恐惧》、《去国》等
诗歌的标题中，我们便不难想见他的精神指向。这种“悲愤的 城”中和悲愤的时代的处境，在同他心灵深巨时空大光明地不断抵触中，不但加深着他的悲 愤，甚而更反挫出他要在“这屠宰场和垃圾桶的世界上毁灭地放火”，乃至刑天式的执锐斧 以相搏的桀骜。1947年，他终因被告密而遭受通缉，在被迫离开重庆开始流亡时，他写下了 《 去国》一诗——“我无罪；所以我有罪了么?／而花有彩色和芳香的罪／长江有波浪和雷 雨的罪么”，“我难道不是在我的祖国?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属的国?／这难道不是在我之前 所展开的风景，这山，这江，这人烟和鸟影?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有的国?”这是中国新诗史 上惟阿垅所有的一种
诗歌句式。在他的诗中，一个关键意念或语词(诸如这其中的“罪”和 “祖国”，以及“祖国”与“国”之间微妙又是原则性的差异)一经出现，他便绝不轻易放 过，而是层层追击、步步跟进，直到穷尽其根。并以句型上回环往复的紧逼，使其超越常规 性的表达，直至以新的意味对
阅读实现全面包抄和致命性的冲击。我们 自然可以用犀利激越、峻厉雄辩来指说阿垅的
诗歌，但这些又都不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新诗 中的贡献——他锐利奔赴的大灵魂在迢递时空中所看见的纵深度，他
诗歌庞杂丰富的句型结 构和元素构成，由这一切综合呈现的写作难度……甚至是胡风和艾青在自己的
诗歌视野中所 不曾见到的。我们很难设想，在四十年代的阿垅的
诗歌中，竟那么丰富地浸渗着来自《圣经 》、天文、地质、宇宙天体学乃至植物昆虫学以及人类文化源头的神话中的元素。并且，他 的
诗歌主体又更渗透着诸如“我的人啊，我记得极清楚／在白鱼烛光 里为你读过《雅歌》”这种来自古典文化中高古典雅的底色——也就是在1944年的这首《无 题 》中，阿垅竟于最后写下了这样两行具有谶言性质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 这样宣告，我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两年之后，他年仅24岁的妻子“无罪”地在黑暗中 “凋谢”；而1967年，他自己则同样以“无罪”之身而戴罪“凋谢”，留下了“白色花”这 样一个清白痛楚的形象，若干年后在一部
诗歌合集的封面上，为一代诗人的生命与精神历程 作 证。具有天才属性的诗篇是不可复制的。我不曾看到阿垅
诗歌在后世的传递。但在他这种 气质类型的诗人中，于此后独立着自成单元的昌耀、杨炼、海子；而在他遥远的前端，则是 去国问天的屈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