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文教育界中许多人的眼中，一提起韩军，大家就会想起“新语文教育”，想起“人文精神”，想起“反对伪圣化”。他所代表的“新语文教育”，已经列入“现当代中国著名教学流派”，最近一本《韩军和新语文教育》，已经出版。
由此人们认为，韩军是绝对是一个“新派”，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一个“激进”的人，一个喜欢“创新”的人。譬如，他在语文教育界第一次系统阐述“新语文教育”，早在11年前就大力提倡“人文精神”,等等。而如今“新语文”“人文精神”人人耳熟能详。
其实，这是对韩军的一个大误解。
假如，你听韩军一次课，或跟韩军深谈一次，或把他的语文教育文章静静浏览一遍，你会惊奇地发现，其实韩军骨子里倒是一个“喜旧厌新”的人，是一个趋于保守的人。这既表现在他的对语文教育的观点上，也表现在他的处事为人的风格上。
据说，在一次会议上，韩军称自己为“夫子”；而在另一次会议上，韩军又说自己快要“老朽”了。
问：你为什么称自己为“夫子”“老朽”？
答：我说的是自我的真心感受，是切身体验。
我说自己是“夫子”也好，“老朽”也罢，无非有两点含义，首先我的观念跟不上形势发展了，这个世界变化得如此快速，让我眼花缭乱，我都“老朽”了。
具体说来，在当今人人大力倡导创新的形势下，我却“顽固”认为，当下中国语文教育的根本和迫切的问题，不是所谓“创新”，而恰恰是应当回归传统，守住传统，整理传统。语文教育界，须慎言“创新”。“创新”必须是在尊重、整理“老祖宗”成果的基础上的“整合”，想“另起炉灶”是“虚妄”。
当然，这绝不是不要创新，是我们语文教育界中的所谓“现代人”，首先应当知道母语语文教育的来历，应当虚怀若谷，战战兢兢，应当目中有人――古人。在创新之前，我们必须清醒，所谓作为母语的语文教育不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它本来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从我们的老爷爷的老爷爷的老爷爷那里就已经开始了。
我以为，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已经解决了语文教育原则方法上的60%以上的问题，而五四后期尤其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所肇始的“中国现代、当代语文教育”，没有解决语文教育原则方法上的10%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估计。有一次在闲谈中，我说起我的这个观点，
其实，我对五四后期尤其三十年代后期肇始的所谓“现代、当代中国文教育”一直保持一种警惕，一种警觉。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看我的文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其实一直反省着、反思着“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
问：那么，如何理解你自己提出的所谓“新语文教育”呢？
答：其实，大家看看我的《“新语文教育”论纲》（2000年17期《语文教学通讯》），会发现，我开宗明义指出，我的“新”有“特指”，我的“新”比大家的都要“陈旧”！
它指的八九十年前的那个“新”――既“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新”，也就是说，我的“新”比大家的中现在遵奉的要“陈旧”八九十年。五四新文化精神，就是新语文教育的精神。为什么提“五四新文化精神”？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实质，就是“真实、自由、个性”，而五四后期尤其三十年代后开始的“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却一步一步把五四倡导的“真实、自由、个性”丢失殆尽了，譬如，三十年代后期到上世纪末语文教育中（教材上课堂上）虚假多了，禁锢多了，共性多了。课本中多假话，作文中假话；课堂上多模式化，多禁锢，老师失去个性，学生也失去个性。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正是上世纪末，中国语文教育大讨论的一个基本背景。正因为如此，我才写文章《“新语文教育”论纲》，呼吁当下的（或者21世纪的）语文教育回归“五四新文化精神”，让“真实、自由、个性”充满课本、充满课堂、充满师生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