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亲戚让我辅导她孩子学英语，孩子的一篇作文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章中歌颂了家乡的美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热爱。我说：“不错。可怎么这么面熟？是否从《中国日报》上抄来的？”“不！全是我自己写的！”他委屈地嚷。“这真是你的感想吗？”“你想听真话？”他看看母亲，欲言又止。我说：“没关系，咱们随便聊聊，看你能否用英语讲一下。”他开始讲。他不喜欢自己的家乡，这儿污染严重，文化经济落后，人们的信息闭塞，观念陈旧。他盼望早日离开家，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见世面。“讲得真不错。”我由衷地夸奖，并把他的话翻给他母亲听。“可你为何不在作文里这么写呢？”“可我只是这么想的，不是作文啊！”“自己想什么就写什么，这才是真的作文！”“是吗？”他满脸困惑，再次强调：“可这是作文啊！能想什么就写什么吗？这么做我不会及格的！”“没错，外国孩子就是这么写的。”孩子不言语了，惶惑地看着母亲。母亲一言不发，满是笑容的脸拉了下来。我的辅导只得草草收场。我离开时，听到母亲小声而焦灼的叮嘱：“别听你大伯的！他出国时间太长，忘了中国的国情了！”（从网络上摘录，文字有缩简，作者芦迪）
    以上两位母亲不是职业的中国语文教师，但却是最典型的“中国化的言语导师”，她们的引导与教诲却是最典型的“中国化的语文教育方式”！由此我们反思整个语文教育体系（包括大的语文教育环境），公共话语极度膨胀，私人言语极度萎缩，表现在：
    1.我们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几亿孩子学着这大体一样的文章。放眼世界人类文化，名篇佳作浩如烟海，但是选来选去，都集中到那有数的一些文章上。有些省市自己编写教材，各类中专学校也独自的教材，还有一些所谓探索性教材，但篇目，都大同小异。说明我们的衡文眼光基本一致或完全一致，总有一种东西框住了我们的精神视野，扯住了我们本应放眼四野、纵横古今的目光，我们都大体认同一种言语方式、一种审美视点，全国认同一套“精神方式”。然后，我们就用这统一方式，去统一全国几亿孩子的大脑。
    2.对所有的文章的阐释几近完全一致。全国众多的教师、教参编写者，都统统按照统一的“模板”阐释课文。此统一“阐释模板”就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是“兴无、灭资、息封”，很少有人能跳出这个框框。学生早就学会了我们读解文章的“套路’。不信你随便走进全国城乡任意一间课堂，问一句：“某某人的悲剧是个人造成的吗？”百分之百回答：“不是。是社会造成的。”再问：“说明了什么呢？”学生群答：“说明旧社会、旧中国（或者资本主义、封建社会）的黑暗（或者吃人本质）！”再问：“怎么办呢？”学生群答：“推翻旧中国、旧社会（或者资本主义、封建社会），建设新社会……”。于是老师启发有方，得胜回朝。其实里面多少套话乃至假话！令人吃惊的是，全国的孩子都是如此思维的！
    3.说话、写作，也惊人一致。写看升旗，绝大部分孩子都会说，此刻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想起了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写松树，绝大多数肯定会写我爱松树，我更爱像松树一样的人，等等。
    我并不一般地反对言说公话，反对的是缺乏私人真实精神体验的异口同声！
    五四后，尤其近几十年，中国语文教育（包括大的语文教育环境），无限度地膨胀了公共话语空间，而大肆鲸吞了个人私语的领地，使之趋于零！检视教材，公共话语充斥于每页每行，哪怕一丁点儿的个人私语也被强制性地“解读”成是滚滚历史洪流裹挟下的公话（如《荷塘月色》）。公共的宏观的社会历史叙述，已然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了我们的既定习惯和下意识。我们总是用社会历史的宏观叙事来压抑自我的真实感受，总习惯于化小我为大我，每想说“我”，却说出“我们”！潜移默化中，我们泯灭了自我，泯灭了个性精神，越来越“伪圣”起来，虚假起来。一个人，经过十几年中国语文教育的“面命耳提”、“循循诱导”，走上社会提笔或张口时，早已下意识地学会了“用公共话语剔除个人私语”，这几乎成了每个中国人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