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将语文课程的性质界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与过去“工具性”充当语文课的霸主相比，似乎有些模糊了。究竟是否需要给语文定性，或怎样给语文定性，确实还值得商讨，但我们至少在这一点上比过去清楚：人文精神再也不能被忽视和抛却了，它和语言文字相互依存，同等重要。这无疑是一次思想上的飞跃。

笔者绝不否认，我们现在对语文教育的许多问题尚未弄清楚，但过去的那种“清楚”已经给语文教育造成了严重的弊端。事实证明，许多旧的观念和做法不能再“清楚”地坚持下去了。我们现在虽然有些糊涂，但我们正在为真正的“清楚”而探索。这种暂时的糊涂并不奇怪，只不过是前进中的迷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新课改中只能“摸着石子过河”，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闪失。对于这种改革中的闪失，只要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是无碍大局的。但钱先生却拿着一面放大镜，抓住这些并非普遍性的问题大做文章。钱先生不得不承认，大量见于日常的语文教学的状况是“仍然顺着‘应试’的旧轨道，我行我素，抱残守缺”，但他对此并未表现出多少担忧，而是对“另一种情况”即“为了张扬‘人文性’，增大教学内容的‘文化含量’”而在课堂上“花花哨哨，热热闹闹”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指责语文教学中盲目追风、为求新而求新的现象“超过了其他学科”。这也许是事实，但这种极端化倾向并非主流（主要体现在公开课上），现时的语文教学并没有因为新课标的推行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矫枉过正固不可取，但不应看到个别现象便以偏概全地下结论，不应把课堂教学中因教师知识结构和应变机智的欠缺而造成的失控归咎于课程改革，并以此为由拒绝先进的教育理念。当“工具性”主宰语文教学并走向极端的时候，当看到“我行我素，抱残守缺”的现象盛行依旧，钱先生为什么不这样痛心疾首呢？说白了，是钱先生对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所产生的排斥心理在作祟。笔者并不认为语文新课标已完美无缺，也尤为反对在实施新课标的过程中走极端，但我不能认同钱先生对语文教育现状所作的判断。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拜金主义”就去为计划经济招“魂”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语文课改中出现了将人文性推向极端的个别现象就惊呼语文教学已经失掉了“魂”。

人们不禁要问，钱先生要招的“魂”究竟是什么？对此，钱先生作了回答：“民族语教育正是语文教学‘魂’之所系！”其依据是：“语文教学，说到底就是民族语教育，即母语教育。”这实在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答案。既然语文教学就是民族语教育，那么民族语教育之“魂”才是语文教学之“魂”，民族语教育不能是其自身之“魂”。之所以出现这种逻辑性错误，是因为钱先生对“民族语教育”即“母语教育”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他在文中引用了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一句话：“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性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从表面上看，洪堡特是将“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的精神”划上了等号，但他是就“二者的同一性”即彼此不可分割的关系说这番话的，而不是把二者看成同一个概念。这正说明学习民族语不能只见语言不见精神。若舍弃精神和文化，就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反之，离开了语言，就无法吸收精神和文化。而钱先生对此却进行了曲解：“民族语不仅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而且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本身。”既是“载体”，又是“本身”，岂不自相矛盾？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只是精神和文化的外在形式，作为符号的语言并不等于精神和文化。由于钱先生把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载体”当成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本身”，因此，才得出了上述结论。在钱先生看来，只要让学生学好了语言，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换言之，语文教学就是语言教学。而这正是“工具论”的一贯主张。说到底，钱先生是要独树“工具性”这面旗帜（尽管他在表面上反对给语文定“性”），重铸“以训练为主线”的辉煌。因为这个“魂”在新课标的冲击下已经失掉，所以必须把它招回来。但由于不便明说，便绕了一个大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