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冬开始，一场全国性的关于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讨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介绍这场讨论的主 要观点和内容，并就中学语文教改的相关问题作出评述。
关于语文教材
1.内容陈旧落后
教材是语文教学的老大难问题。封建时代的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 ，文、史、哲不分。至近代现代，国语运动、国文及文学教育的产物是语文教学真正有了自己的教材。而直到 当代，教材篇目的选择，教材体系的安排，以及汉语和文学是分是合等仍存有争议。当前这场讨论也首先从教 材开始。《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著文批评教材。作者之一王丽刚从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在浙江老家 当过12年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她指出，语文教学的问题，首先是教材陈旧、落后。如高中第一册语文 课本中，真正从语文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占一半，其余则大体上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 虑的。议论文除了鲁迅文章和领导人讲话外，“几乎都是一些人云亦云，毫无新意的平庸之作”，“竟没一篇 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更糟糕的是课后练习的编排设计，那些选择题叫人哭笑不得， “迷信计算机式的划分的准确性、科学性，付出的代价是无数青少年的生机和灵气。”
《中华读书报》1997年12月17日发表黄侯兴《批评与质疑·漫话中学语文课本（现代文学部分）》一文， 对统编中学语文教材的原则性与科学性提出批评。第一，对一些传世名篇、名著大加删削而不作说明。如《荷 塘月色》的切割，《雷雨》的删削，《在烈日和暴雨下》（老舍《骆驼祥子》）对有关情节规定性内容的省略 等等。第二，有些文章时过境迁，已不宜作为“范文”继续讲授。如《土地》赞颂的“真正的奇迹”，其实是 一种大轰大嗡的冒进、浮夸作风，已被人们当作历史教训。如《猎户》宣传“打豹英雄”，和现行我国政府颁 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相违背（“金钱豹等禽兽属国家保护动物，禁止捕猎。”）。
2.“要求”烦琐荒唐
《北京文学》1998年第3期再次刊登讨论文章。《中国青年报》1998年3月10日在《冰点》专刊上又整版转 载，其中洪禹平的文章题为《误尽苍生》。这是一个用词沉重的题目。文章说，高中课本中的“预习提示”、 “思考和练习”代表了编选者提出的教学目的及教学方法。“实际上，在这许多烦琐荒唐的要求和提问背后， 编选者的目的是极为简单的，就是要教师和学生照抄‘教参’的答案！”编选者的思路特点是“把一些复杂、 甚至很复杂的问题都简单化，把课文中的某些说法当作金科玉律……编选者是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反正 老师不能不照本（‘教参’）宣科，学生不得不照抄‘答案’。和高中课本相关的‘教参’、‘考卷’烦琐而 荒唐，试题花样层出不穷，出题成瘾成癖”。“这实际上已不是误人子弟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老师都得用这种 课本、‘教参’教书，都要想尽办法让学生们能对付这种试题，还有天下所有当父母的，都得为这种烦琐荒唐 付出财力、精力。所以我说，这是一件误尽天下苍生的大事！”
面对批评，人教社中语室以集体名义撰写了《谈选编中学语文课文的几个问题》一文。内容要点如下。第 一，关于正面教育的问题。第二，选取反映阶级斗争内容的课文的问题及关于语文的时代性问题。第三，关于 课文的文字加工和删节问题。指出让学生了解阶段状况，认识社会生活是十分必要的。不能一提阶级斗争就嗤 之以鼻，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关于时代性问题，他们认为教科书的课文宜以名篇为主，课外读本可以报 刊时文为主。对有关课文进行文字加工删节问题，文章解释说，《天上的市街》改“街市”是叶圣陶、吴伯箫 两位主持者同意并指示征求郭老意见得到支持后改的；《骆驼祥子》中选的文字取名“在烈日和暴雨下”是征 求老舍本人同意的；《雷雨》节选第二幕，曹禺本人从未有过异议。（注：《光明日报》1998年3月11日。）
3.教材应该是训练系统
人教社中语室周正逵先生认为，语文教材问题是体系陈旧。表现之一是文选系统不科学。之二是常用文体 的表达方式记叙说明议论搞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循环，不符合语文能力形成的发展规律。之三是讲读中心，实 质是教师中心，核心是“讲”为中心，几十年不变，跳不出这一圈子。这不符合“学生主体”的教学规律和原 则。魏书生正是在学生主体上下了功夫才收到了成效。这三点构成了旧教材和旧教学的体系。我国的语文教学 ，五百年造就一个曹雪芹，九百年出一个鲁迅，但不知道造就了多少个孔乙己。
周提出，教材应该是训练系统，能力和技能的养成需要一个科学训练的系统。应研究能力发展的规律，体 现能级递进的要求，一步一步有效提高。如阅读能力的发展有五个能级：认读—分析—解析—鉴赏—研读。教 材的问题要靠中央才能解决。苏联教育部长说，教材应是“第一流专家编的第一流著作”。50年代的文学课本 是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毛泽东指定胡乔木主持的。
关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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