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巴尔特以上论述主要是从写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他论述的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态度及其由此而生产出来的作品，而在此文中，我将把这对概念主要转移到阅读活动上来，将它们视为阅读的两种态度及它们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同时，参照电脑上的用语，我将它们称之为“只读(不可写)”和“可写(自然也包括可读)”，具体一些讲，就是前者视课文(文本)是“只读”的，文本的意义将由作者规定，阅读就是从文本中提取作者想要寄寓的意义，后者视课文(文本)是“可写”的，意义将在阅读活动中由读者和文本共同决定，用我在另一篇文章里的话，这种阅读就是读者向文本提问，前在与文本的对话中由读者自己产生意义，文本则提供并规定这种意义的可能性。


然而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文本的作者允许并赞同这种读者的“意义写入”吗？其次，这样做的结果会不会导致意义的相对性？最后，我们如何分别众多意义上何者是“正解”，何者是“误解”？


所以我们还是得回到作者与文本上，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文本本身究竟是否是“可写”的？从作者的主观意愿上讲，文本确实具有“只读”与“可写”的这两种状态，也就是说，文本面对读者，确实表现为欢迎被重新阅读，或者只是要求你“聆听”这两种不同的姿态。譬如神话、童话以及大多数运用意象和隐喻的诗歌，文本本身就要求读者“写入意义”，譬如《丑小鸭》一文，作者写作的背后固然有“自传”的风格，但是作者创作这个文本却并不是要读者回到作者身上，而是要求读者根据自己当下的处境，来理解丑小鸭的困境和抉择，以及天鹅蛋所蕴含的巨大可能性的意义，没有这种当下感，丑小鸭就或者成了一只鸭子的故事，或者只是一个失意男人的白日梦，从而失去了它存在的真正意义。再譬如食指《相信未来》一诗，当作者说：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作者并没有要求我们用他当时的生存处境来理解“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灰烬的余烟”和“美丽的雪花”的具体事物和作者及读者的生存状态，作者在这里用几个意象对立营造出一种结构上的张力，其间却可以容纳许多种符合这种结构的状态，譬如一个失恋者，一个经商失败者，一个考试落榜者……都可以从这一落差极大的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安慰，而这些安慰与食指写作时的心境全无关系，读者无须知道这些才能理解诗的意义，这也是巴尔特所说的“作者死了”的意思。所以说，像这些文本或者课文，它本身就是要求“被读”与“被写”。而与此相反，更多的古典意义的小说与散文，作者要希望文本被阅读(其实不是被“读”，而是“聆听”)的同时，却并不希望读者从文本中获得作者没有预先设定或者知道的意义，甚至可以说，面对读者可能出现的“拆解”，作者与文本将怀有必不可避免的恐惧与抵触。如在何其芳写周恩来的《一夜的工作》中，作者试图通过描述他与周恩来的短暂的接触的场景而传递给读者这样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新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面对这样一个意义，读者的任何提问或者怀疑，都可能彻底破坏作者的意图，这是作者与文本是在主观上是并不希望看到的。即使是在诗歌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拒斥读者“写入意义”的情况，如柯灵的诗作《周总理，你在哪里》一诗：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


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地呼唤：


周-总-理-


广场回答：


“呵，轻些呵，轻些，


他正在中南海接见外宾，


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


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


这里情况稍有不同的是，作者用了一个省略号，允许读者根据他的规定，适当地填入自己的想象，如周总理可能在灯下伏案批阅，可能在国务院发布指示，但是显然，这些所谓读者写入的意义，其实都在作者的预设与意料之中，同时，这些预设不能改变到“我们伟大的好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一主旨，换句话说，读者在阅读此诗的过程中除了进入被设计的感动之外是无可作为的，它的任务是如何更好地演绎规定的意义，而不是生产意义。当然，我们下面将分析到，这仅仅是作者与文本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他希望的“只读性文本”，最终将被分解，最终将写入读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