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者写下文本，接下来阅读的任务，就交到了读者手中。那么阅读者究竟是如何获取意义的呢？这是一个认识化或者说语言学上长期讨论的难题，我们这里仅从阅读活动展开时各要素的关系之间来理解其中“意义究竟如何产生”这一问题。为了理解方便，我将阅读活动中的六种要素画成一个图式：



这个图示的意思是，在一个完整的阅读活动中，至少有六种因素在交互起着作用：①正像写作活动中写作者是写作之主体一样，在阅读活动中，阅读者是当然的主体。②文本是阅读活动的承受者(就像是足球赛中的足球场地与游戏规则一样)。③但是，阅读不是简单地由阅读者从文本中提取所需信息或者所含信息，在阅读活动中，阅读者无法逃避一个事实：他是带着一定的“思维假定”开始阅读的，他不是一场白纸，他的“前有”(以前的经验积淀)将成为他的“智力背景(苏氏语)”，他的“前见”将是提供他阅读的方法同时也限制他阅读的方向，即使阅读者努力像胡塞尔所说的将各种现象外的解释“悬置”，但实际上，他仍然不可能突破自己的历史。④发现自己的思维假定很重要，反思是其中一种方法，但是，与他人对话将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所以“对话”在阅读中也就显得极为重要。在对一个文本(或者主题)的意见中，其他阅读者的意见就像是一面镜子，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思维假定，并可能修正其中显然的谬误。这里的“其他的阅读者”，不一定是同一时间进行阅读的同伴，在面对文本的时候，五千年与一天同样久远，他们都是在当下对某一主题或者文本进行基于他历史和思维假定的“读解”。对话可能带来辩论，但更可能带来某些共识，共识并不是指取得一致的意见，而是对问题的某些主要方面或者基本方法，取得临时性的共同看法。这个临时性共识是不妨碍个性理解，同时本身也在对话中不断发展的。⑤但是，借助于作者的个人阅读史(前有与前见)，以及别人的阅读史，如果这些阅读史都没有借助于“互文性文本”(即同一原型的其他文章，或同一主题的其他表达方式)，那么我们仍然只能停留于对文本的字面理解，而不能识别这个文本背后的“结构”。最典型的例子是《圣经创世纪》中上帝造人的故事，如果仅仅从这个故事来看，我们就只能停留在一种神话意义上的“父子关系”的认识上。但是，借助于大量的互文性文本(其他神话故事中的“人之来源” ：女娲抟土造人，普罗米修斯用土造人……)，我们便能够从中获得更深广的意义。⑥从这些互文性文本的异同中，我们不难窥见到一个更大的我们只能意识到但不能透彻分析更难以清晰表达的意义的存在，荣格把这个存在叫做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根据深层心理的研究成果，每一个写作者都以为他是按自己的意图或者命令者(如集团、政党)的意图在自由地进行表达，其实这是一种自大和无知。弗洛伊德和荣格告诉我们，写在我们任何文字中的，不只有作者的意识，还有作者的“个人无意识”，以及借作者的文本而偷偷呈现它的意愿的“集体意识(社会文化)”和“集体无意识(人类原型)”。这些“作者无意识”在文本中的显现，它往往可以通过时间来得到澄清，譬如文革中的作者写下的文章，只有在文革被沉淀下来之后，我们才能清醒地看到这些文字背后未必作者意识到的东西。另外，一个富有阅读经验的人或者深度思考者，也能比较容易地发现初写者和浅思考作品中的作者无意识。其实从这里我们已经发现，作者一厢情愿的只读性文本，放在历史中或者高过他的心理结构深度的阅读者面前，还是附带着许多他自己也未能认识清楚的“歧义”的，也就是说，任何文本，从这意义上讲都是“可写”的。严格来说，作者无意识是包含在文本内部中的因素，但是，由于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发现这些无意识，而且往往要借助对话、互文，才能彰显出这些被遮蔽的阴影，所以这里单独将其列出，视为阅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当然，如果能将这一因素与读者的无意识放在一起进行思考，那么产生的意义信息也就会更加成倍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