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这个阅读要素结构图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①任何文本都不仅是“可读的”而且是“可写的”，无论作者愿不愿意，读者有没有这个自觉；②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对话者和不同的其他条件下，读者对一个文本的理解是不可能一样的，当然，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状态与条件下的理解也会前后并不完全一致；③要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意义”，我们不能根据作者规定的解释，其他阅读者的阅读意见与同此文构成互文关系的其他文本可能帮助我们获得比较理想的意义解释；④这样，最终，这个解释是由我们作出，而并非由文本作出；⑤文本还是限定了我们解释的可能性，对于错误的解释，我们可以从文本中寻找出证据来加以否定，当然，我们也能够通过互文性文本及其他证据，证明文本中某些证据的不确定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伪证”；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文本，我们将获得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是可以共存不悖的。


在讨论了这些阅读的基本道理之后，也许我们只能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才能获得对“文本的可写性”的比较丰富而不是干瘪的印象。由于童话、神话与隐喻类诗歌本身就要求读者根据当下给出具体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对此再进行更多的举例，这里举一个作者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自足的课文来加以说明——冯骥才的《珍珠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叙述了具体的情景之后，用一句话来给出这个故事的完整的自足的意义：“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而用来支撑这一意义的故事，是作者获赠两只珍珠鸟，将它们精心安置在鸟笼里并进行细心地照顾，小珍珠鸟出生后，作者与它在关了窗的室内相伴嬉戏，建立了深厚友谊……然而，作者这个给定的自足的意义，到了动物保护主义者或者自由思想者的面前，它立刻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你将生活在大自然中的鸟儿囚禁在狭小室内的狭小的宠里，再来谈什么爱心，这从根本上是荒谬的，如果将你囚禁在宠中喂养你，你会作何感想；自由思想者则从象征的角度来思考，它会将人与鸟的关系视为君主与奴仆的关系，这种信赖的前提是奴仆对君主的忠诚，决不背叛(飞出窗外)，而君主对奴仆的信赖的边界，也正是关上窗后的“信赖”，因此，这个文本我们既可以视为人对鸟的奴役，也可以视之为对“高高在上的君主”示忠并希望获得信赖、食物与安全感的曲折表达。在这个阅读活动的个案中，我们主要是通过“对话”，来理解作者文本背后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意识(文化心态)”。


我们再来看沈石溪的《斑羚飞渡》一文，很明显，作者作为一个动物作家，这个故事他想要表明的，是保护动物和动物身上具备比人更崇高的品质这两个意义。然而我们通过阅读首先发现：小说中的斑羚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斑羚，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文中描写的那种斑羚，这样，文章立刻出现了体裁上的“转身”，它从一篇动物小说，成为了一篇人类的寓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体裁”在阅读和写作活动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它“指导读者同文本遭遇时的标准或期望(卡勒语)”，体裁要求我们根据某种游戏规则来阅读，体裁的界限也就是读者在阅读时生产意义的“各种可能性的界限”，体裁就是一种信息的编码方式，它既要求写作者以此方式来进行编码，也要求阅读者根据此种方式来“解码”或“再编码”。这样，保护动物这一最外层的文本意义消失了，同时也并不存在动物比人更高的精神品质，文本存在的，只是作者思想深处的某种意识(或无意识)，或者人类文化通过此无意识的一次呈现。因此，故事的惟一关键处，也就是落实在人类面临整体性灭绝的灾难时该如何作出选择的问题上。不管作者是否有清晰的意识，作者还是在文本中给出了答案：个体无条件地服从集体，老者无条件地为幼者先作出牺牲。而显然，面对自己性命攸关的处境与此种他人强行给出的答复，大多数读者都不会感到满意而服从这一结论(文本意义)。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借助于“互文性文本”，来对文本给出的问题本身进行更深广的思考，从而获得(其实是生产出)一个意义来。我们可以从武当山至今存在的“寄死窑”，日本历史上确实存在并已经在电影《楢山节考》中描写的“姥捨て”，从电影《泰坦尼克号》，小说《“诺曼底号”遇难记》和真实的“克拉玛大火” 事件等互文性文本中，来获得对此主题的更为深广的理解。最终，我们仍然无法替读者个人作出任何一种选择，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对话的基础中获得一些共识：①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②面临灾难时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应该被理解，至少应该被谅解。如果说自我牺牲是“伟大”、不负“责任”的逃避是“无耻”的话，那么出乎个体生命的恐惧而犹豫、而躲藏、而逃亡应该被人类理解。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有保全他自身生命的权利。③正因为生命如此可贵，让人不舍，所以那些义无反顾地献出生命的人，泰坦尼克号上的小提琴手，哈尔威船长，“镰刀头羊”……他们才能够如此深地打动我们，成为人类不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