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军，1962年生，“新语文教育”代表人，北京市特级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省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首都师大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学术委员，曾宪梓教育基金一等奖获得者。曾发表《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反对伪圣化》、《新语文教育论纲》、《文就是道》论文，著有《韩军和新语文教育》。

　　记：您是在什么时候突然对书有了感情，强烈地喜欢上读书的？有具体的印象吗？

　　韩：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沁人的油墨香。朦胧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发新课本，记不清是语文还是数学，也许两本书一块发。书发到我课桌上的时候，新课本像一块挺括的、整整齐齐的薄木板，每张纸都紧紧并合在一起，还从没有任何人——印刷工人、老师一一打开过。我迫不及待伸出小手，掀开纸页，顿时，一股沁人的油墨的芳香，扑鼻而来。我情不自禁，把书扣在脸上，尽情吸吮。

　　那天放学，书没有放进书包里，而是紧贴在胸口，抱着，一路蹦蹦跳跳，雀跃回家。一会儿把书举起来，向所有人炫耀；一会儿又扣在脸上，吸吮油墨香；一会儿又怕被人抢走似地，裹在胸前。

　　我是在农村姥姥家上小学的。姥姥家住在下坡，而学校在上坡。多少年过去了，那段情景在我的大脑里凝固成了一个永恒的“镜头”：从上坡往下坡回家，我手中高高擎着新课本，向坡下的人炫耀。那一刻，我，还有我的伙伴们，仿佛是天地间最幸福的人，最让人艳羡的人。

　　我肯定不是从小学才拥有书、才读到书的。但，新课本的挺括以及油墨香气，成为一名学生的“志得意满”，却是记忆恒久的。

　　回到家，裁旧报纸或牛皮纸，给书“包书皮”，并在书皮上端端正正地写书名和自己的名字。开始大人帮忙，后来，我的“包书皮”的技艺越来越纯熟。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特别好的书，我仍喜欢给它“穿上衣服”。

　　记：您最初喜欢上的书是什么？它给您当初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

　　韩：最初，我喜欢的书太多，说不上哪本最喜欢。我拥有大量的连环画，我是伙伴中拥有连环画最多的人，我还有很多的所谓文学作品，如《高玉宝》、《小英雄雨来》、《闪闪的红星》、《激战无名川》，还有不少样板戏剧本等。

　　这些书，使我成为一个喜欢文字并愿意用文字来表达的人，我的作文一直在同学中名列前茅，被当作范文。

　　那时，是真“文采风流”被赶尽杀绝，而伪“文采风流”遍地横流的年代。在少年“语言敏感期”，我没有读到至纯、至美、至雅、至善的文字，是我终身的遗憾，也是我至今对几十年中国现当代语文教育保持高度警惕、深入反省的原因。

　　记：您认为自己在青少年时代主要经历了哪些书？能谈谈它们是怎样锲入您的心灵成长历程的吗？

　　韩：少年时伴我成长的，是一些极左宣教的书，我读过、背过，不必一一列举书名。那种书的话语模式、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几十年，也影响了中国语文教育几十年。

　　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及北京的《读书》杂志。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它们一直陪我走过青春的岁月。前者仍是我至今的最爱。

　　《鲁迅文集》。鲁迅的深刻，令我长久叹服。鲁迅思维方式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比我更年长的几代人，我恐怕一生都难以摆脱鲁迅的影响。我不知这是有幸还是不幸。鲁迅的书，今天在我的心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

　　《耻辱者手记》。一本在我青春即将结束时让我猛醒的书，一本让我暗夜中无法入睡的书。

　　记：您现在已经是一位盛誉全国的名师了，还是搞语文教学研究的，对青少年阅读有很多想法，您现在怎样看待您当年读的那些书？

　　韩：无论如何，我都感谢那些让我“识字”的书。但，我十分反感我少年时期书中那种宣扬“斗争”、“打倒”、“踩烂”、“绝不宽恕”、“踏上一万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的所谓“书”。“字”与“书”本来不应该宣扬那些意思。

　　对于处于精神成长期的孩子，认得了基本的“字”之后，并非“来者不拒”、“开卷有益”！

　　当有的书谎话连篇，有的书宣扬暴力，有的书粉饰世界，有的书盗掘、捕获儿童乃至成人的心灵的时候，只能是“开卷有害”。孩子精神上“嗷嗷待哺”时，断不可以“狼奶”代替“人奶”。“狼奶”喂养大的孩子，可能会有太多的“狼性”。“狼奶”替代“人奶”，相当于“饮鸩止渴”。成人有责任，给孩子提供“人奶”培养人性，酿制“甘醴”壮化身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说“语文教育本质上就是精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