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我与小女在家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广告：
“东宝，你在想什么？”
“想戈玲。”
“别想了，我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双汇。”
“还想戈玲吗？”
“戈玲是谁？”
看到这里，小女不解的问：“妈妈，叔叔开始说想戈玲，后来怎么又不知戈玲是谁了呢？”我想，成年人看到这则广告，恐怕谁都不会提这样天真的问题。这正是人生经验帮了我们的大忙。
其次，了解“话中有话”形成的原因，也是准确理解和领会的关键。究其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双关、反语、比喻等修辞方法的运用。
双关，就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一语关两义。
例如:“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  直上重宵九。”(毛泽东《答李淑一》)
“杨柳”在此一指自然界的杨柳花絮，一指“杨开慧”和“柳直荀”烈士及其他们虽死犹生的精神。这是典型的双关的用法。
反语就是说反话，即字面意义与隐含意义相反。反语通常有两种情况：正话反说，反话正说。
例如：“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点伤心，各人在自己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孙犁《荷花淀》)
在此，“狠心贼”是反语，其实并无恶意，相反，是表现女人们对丈夫的爱恋的亲呢的深情。
正话反说，多用于表达深沉、微妙的感情，渲染轻松、愉快的气氛，而反话正说则不然。
例如：“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他们难得的佳肴。”(夏衍《包身工》)
把“包身工”当猪锣一样对待的人还够“慈祥”吗？“慈祥”正是他们残酷的写照，揭露讽刺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说起比喻，就不禁想起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中用豆、萁同根却相煎的关.3.系作比，表现其兄曹丕欲加害自己的愤懑之情。当年的曹丕也许因为他读懂了其中的隐含意义，不便急于杀掉曹植了。
第三、象征手法的运用。象征即“托义于物”的方法。也就是借助事物之间的联系，用具体的事物或通过描绘，渲染具体事物的形象，暗示特定的人物或事理，寄托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寓意。
例如：“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 》)
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咏松，不如说是在咏革命者的高风亮节。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它具有如此深刻的底蕴。
无独有偶，鲁迅的《药》，叶圣陶的《夜》，巴金的《灯》，都是借对人或物的描绘，寄托深刻寓意。
第四、语序的安排。
同样的内容，不同的语序来表达，隐含意义也不一样。
据传，某财主犯了法，县官要秉公重判，州官因受其贿赂想轻判。结果二人在判词语序上作文章。州官发下判词“理不可恕，情有可原。”言外这意可以从轻发落。县官见后略加思索，将判词调整为“情有可原，理不可恕。”说明不重判不足以平民愤。同样，古时一“屡战屡败”者在向皇帝报告战况的奏折里，也是通过调换语序而逃脱皇帝的责备的。
形成语言隐含意义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此不能一一备述。应该看到，不论如何形成隐含意义，我们领会它的时候，都不能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否则就只能是妄加推断，牵强附会了。



说话得体

有个人来到朋友家，正巧朋友的女儿小芸在家。这个人对他的朋友发了一番感叹：“小芸看上像有二十多岁了，真快呀，记得我头一回来你们家的时候，他才这么高，像朵花似的，现在都长成大人了。”
文章中的“这个人”说话是很不得体的，说小芸当初“像朵花似的”，言外之意是说小芸已今非昔比了，从而破坏了会见的气氛。


“该来的不来”
──语言得体
  
语言得体是一个应用广泛的范畴，它包括语言规范，符合习惯等诸多方面。在此，我仅举一例说明。
某主人邀朋友四人餐饮，届时，三位朋友都按时出席，仅一位未到。某主人久等不到，就说：“该来的不来。”在场朋友中的一位闻此言心中不快，便找个托辞离开了。情急中，主人又说了句：“不该走的走了。”另一位朋友听了赶快离开了。主人不禁又说：“不该走的都走了。”话一说完，最后一位朋友也不快地离去了。望着一桌饭菜，主人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