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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近二十年，正好赶上语文教学不断呼唤改革的时代，在呼唤面前曾经期待过，曾经呐喊过，现在静心反思，语文教师最需要的是能够激发教学思维和灵感的东西，语文教学改革最后要归结到让语文教师拥有这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是语文知识。目前，语文教材都是文选式的，看来，今后的语文教材恐怕也难以改变这种状况，那么语文教师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引领学生深入作品的肌理，甚至到达言语的神经末梢，无论怎么教，“引领”不可少，拿什么去引领，知识。至于方法实在是次要的事。比如分析法，作为方法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分析什么和在什么东西指导下去分析。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从反对分析一转身强调言语实践和感悟，能够使语文教学走出困境，并不是说言语实践和感悟不重要，当把它作为语文教学改革出路来看时，恐怕会使语文教师处于“失语”状态。无论如何，教师的言说是最重要的，否则“教”就不存在。那么，问题就集中在语文知识上。其实，我们并不缺乏知识，关键在于这些知识之于达成能力有多大的距离，或者，这些知识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或哪些知识对基础教育其实并没有价值。从一篇文章的教学看，拿什么样的知识去引领学生阅读，能够使学生深入作品的肌理。比如小说教学，人物、情节、环境等是知识，但有一位教师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却紧紧抓住“百宝箱”这个道具来组织教学，使学生更深入地体味到这篇小说的悲剧蕴涵。这位教师运用了叙事学的知识。如果让教师拥有更多这样的知识，教学的思维和灵感就会大大地被激发。诸如此类的知识理论界已经颇有建树，只是理论界与中学语文教学长期处于隔膜状态，获取这些新知识基本上成为教师的个体行为。如此说来，理论界与语文教育界联手，梳理或改变语文教学知识系统，语文教师才能真正感受到语文教育改革带来的效能。
理论界与语文教育界联手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作为联手的外显的有形的事物是编写一本《新语文知识读本》。这样的读本要体现以下三个特性：
一是适恰性。指的是与语文教材适恰。这需要做两方面的梳理工作，一方面是对课文的梳理，把相同类别的课文进行归类，在同一类中再分出若干小类别。分小类别时应当有一个良好的分类角度，而不是肤浅的、缺乏教学操作意义的分类，比如时间上的分类、文体上的分类，对于教学均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一方面是理论界的理论梳理，选择与课文相适应的理论知识，然后对这些知识进行二度梳理，找出这方面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一点在目前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中学语文教材中编入了大量的诗歌，诗歌解读的核心概念是意象（意境），理论界对此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那么可以把意象（意境）的核心知识编入《新语文知识读本》，同时理清意象（意境）解决了诗歌教学的什么问题，其他问题应当怎么去解决。笼统地介绍诗歌怎么欣赏，满足不了教学的实际需要。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大量的叙事作品，叙事学的有关理论成果就应当编入《新语文知识读本》，尤其对叙事作品解读最活跃的那部分知识。相信这样的知识还有很多。如果有一册这样的读本，必将成为语文教师巨大的财富。
二是开放性。纳入语文教学知识系统的知识应当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况和理论界研究的发展而增加和删除。对学校教学的知识，我们一直有意无意地强调稳定，认为学校语文知识的变化会带来教学的混乱，其实，这只是单方面的想法，语文学科生产知识的能力比任何学科都要强得多，语文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修养随时生产知识，这些知识充满着个人性，缺乏有效的检验，丰富而芜杂。在课程提供的知识不足的情况下，这种生产知识的能力就更强。因此当我们把所谓定型了的知识才纳入课程，供教师阅读，表面看可以得到教学的稳定，实质上却会给教学带来更多的可变的、不稳定的因素。知识体系的因素消长的权力分配应当这样：增加的内容由理论界的学科专家来定，删除的内容由一线的语文教师来定，这样既可以保持知识的高度，又可以保持知识的效度。另一方面，保持知识系统的开放也由实际情况决定的。理论界与基础教育的语文教学处于疏离状态，理论界的专家们也许是不屑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教师们又达不到应有的高度。因此哪些知识对于达成语文教育的目标最富于价值也就相对模糊。同时达成语文教育目标的最好的知识有没有产生，即使最有权威的理论家也恐怕难以作出回答。由于以上几点原因，这个《新语文知识读本》的开放性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