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鲁迅先生就是如此这般地揭示表现中国群众的“真面目”的。他怀着极大的悲哀和同情，更怀着极大的憎恶与怒恨，他几乎觉得这样愚鲁麻木并缺乏“诚和爱”的国民实在是难以救治的。他不只在这篇小说，还在别的如《药》《孔已己》《祝福》，尤其是《示众》等作品中对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群众都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批判。可以说，临死前的鲁迅对中国群众的态度仍是希望的少，失望的多。或许因此，文学评论家路文彬先生便指出，作为把文艺当作启蒙路途的鲁迅对中国群众的怒恨心理太强，以至不可能实现其树立的目标。他认为阿Q似乎没有理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国民性典型，更多的还是属于鲁迅个人宣泄怨恨情绪的产物。他把鲁迅先生理解为拥有“死水思维模式”的启蒙知识分子。（4）而我认为，鲁迅先生是现代中国颇为罕见的少数保持真诚个性与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之一，他的暴露社会的病弊，指出群众的致命伤，其意图绝非是心理变态全盘否定发泄私愤并一棍打死了事，而是像医生的说出患者的症状是为了他们的健康地活着一样。纪德曾说过：“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5）这美好的话语用在鲁迅先生对待中国群众的态度上也是十分恰当的吧！ 
 
 
 
     本来想结束文章，惊见2002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中有关贵阳的大学生戏弄围观哄笑打工农民事件的转述，又使我倍觉得沉重与悲哀。看来，鲁迅先生当年所揭示的中国群众不应仅限于没有受过教化的农民，还要包括一些即使接受了现代知识教育的文化人群体。他们的人格之不完美不健全一样地鲜明，内心之冷漠之凶残一样的严重。假如鲁迅复活，闻说此事，大抵又是悲愤的说不出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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