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仲卿，在焦家日渐式微的情况下，他的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当他的母亲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兴复焦家的担子开始历史性地落在他的肩上。可是，这被母亲倚为终身依靠的儿子却贪恋新婚燕尔的欢娱，沉醉于儿女私情的甜蜜中不思进取。尽管他终日奔走于公府之门，但是透过兰芝幽怨的话语（“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不是也反衬出仲卿是多么地不情愿，要忍受多少相思的煎熬。从他对兰芝痛苦而无奈的叮嘱“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中，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他身受羁束，迫不得已又不得不然的两难心境吗？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能够倾情投注于一个女子，并与她携手共赴黄泉，其相爱的真挚与深沉和人格的纯净与高贵辉映千古，令人感动。但是，因为情到深处而形成的心灵的单纯，也使他于“洞彻世事，练达人情”上表现出不切实际的迂阔，他非常明白照自己的性格要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实在很难，所以，当他说出“儿已薄禄相”的话的时候，给母亲的心灵震撼是可以想像的。这样不争气的话语带给她的羞怒、痛苦、失望，只有一个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心血、怀抱着无比殷切的望子成龙的希望的母亲才有可能体会到。

从女性和母亲的立场出发，焦母不会过多地责备自己的儿子不明事理，而只会将儿子的多情归罪于媳妇。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女子最重要的品德就是端庄严谨、贤惠温顺，辅佐丈夫，使家业兴旺。“三从四德”等纲常伦理对女子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受过困苦生活的焦母从自己的经验和家庭处境出发更是对媳妇几近于苛刻。她认为“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是一个女子应尽的本分，是她勤俭持家的基本职责。她希望媳妇能够当好儿子的贤内助，使他一心一意作好官府的大事，得到官府的赏识，让光耀门楣的愿望早日实现。这实在只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母亲最朴质、最现实的愿望。然而，这样的愿望却落空了。

自从儿子和媳妇 “共事二三年”来，一天天地变得胸无大志，媳妇不但没有教管好自己的丈夫，反而也与他一同沉溺在爱情中。虽然夫妇二人这几年是聚少离多，但焉能没有焦母的催逼在其中？作为一位敏感的母亲，她怎能不会意识到儿媳相爱对家族利益的潜在危机？所以，只要儿子愈表现得与兰芝情深意长，就愈让焦母急怒攻心，暴跳如雷（“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儿子居然为了一个妇人而痛哭流涕，露出可怜的软弱相，以至于以死相逼——“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虽是苦口婆心的劝慰，却也有被迫无奈和深隐的不满，不然的话就不会仍然固执己见，倒行逆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她对兰芝的讨厌，并不是真的兰芝对她“无礼节”，也不是因为兰芝没有生育，这都不是根本。根本的是兰芝没有尽到做媳妇的职责，在她的媚惑下，儿子意志消靡，在官场上还只是个小吏，仕途无有起色，家族的利益将要受损。所以，由对儿子的失望而引起焦心、愤激、苦恼，种种情绪纠缠着焦母，使她愈加怪罪媳妇，愈发下定决心要拆散他们，简直毫无通融的余地，显得那样的不近情理，冷酷横蛮。其目的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儿子，为儿子求娶”东家贤女”，使儿子悬崖勒马，迷途知反。

再来看兰芝的兄长。在诗中他只是个次要角色，但他的作用却很重大。可以说兰芝与仲卿最后走向死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逼嫁。如果他不是“性行暴如雷”，而是对兰芝的遭遇深加怜惜、宽容、理解，温厚地接纳兰芝，给她以平息伤痛的时间，那么可能结果将会是另外一番样子。沈德潜曾经对刘兄作过这样的评价：“否泰如天地一语，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这也成为了人们共同的看法。可人们却没有深入地去思考，刘兄这样作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不是硬要将妹妹往火炕里推？抑或是以妹妹为筹码，来博取自己的私利？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我想不会有这样如蛇蝎一般狠毒的兄长。实际上，刘兄之所以要这样作，是为了妹妹的终身幸福，更重要的是为了补救家庭受到的损害。毕竟是焦府不义在先。当妹妹带着身心俱创的惨痛回到娘家，可以想见给娘家带来了多少羞辱和不光彩！作为一家之长的刘兄既要安顿料理妹妹的衣食住行，又要承受来自邻人的嘲笑和讥讽。无论怎样说，这都是对刘家尊严与男人自尊的极大伤害。所以，当太守府来求亲，这是改变妹妹悲苦命运的极好机会，也能使刘家受到伤害的尊严得以修复，重新获得社会的认同，有什么理由要拒绝呢？如果说兰芝可以因为与仲卿的相爱而对焦府所予的一切折磨与耻辱弃置不顾，那么，她的母兄却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因为对她的爱而恒久地停留在焦府与仲卿所予的羞辱和伤害中。解铃还须系铃人，知礼重仪的兰芝只有答应再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