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样一个给人民造成深重苦难的君王为伍，挨了人家的罢黜，还美之曰“灵修”、“美人”、“哲王”、“明君”，屈原的道德品质（以及他的政治判断力）是值得怀疑的。

　　楚怀王的昏庸有史为证，屈大夫遭猜疑、被放逐，却脱卸不下君君臣臣的依附关系，无从去做叛逆、反抗的英雄，更缺乏审视或反省传统文化与政治制度的自由思考；他所有的痛苦，是一个流传两千余年的文化母题：奸臣当道，遮蔽了君王的智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信谄谀之浑浊兮，盛气志而过之……独障壅而蔽隐兮，使贞臣而无由……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谄谀而日得”（奸臣们蒙蔽了君王视听，造谣污蔑以假乱真欺骗君王……君王您听信污浊丑恶的谗言，盛怒之下把罪名强加在我身上……正因为君王还受着奸臣蒙蔽，我这样的忠臣被使用已不可能……君王耳目不明深受蒙蔽，使谗人阿谀之徒日日称心）。

　　这类认识已经成为一种观念，一种模式，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个阶层，甚至成为中国人后来认识并理解政治斗争的方法论——中国的政治问题、政治罪恶，盖源于臣下，源于奸臣（或者贪官，甚至女人；比如“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论，“女人祸水”论云云），皇帝天纵英明伟大正确，只不过受了奸臣蒙蔽（或贪官破坏，女人诱惑）；如果没有奸臣当道，天下早就太平啦！皇上写的是部好经，可惜叫歪嘴儿的奸臣和尚给念坏啦！……诸如此类。事实上，就一个政治系统而言，君王的社会影响力是奸臣、贪官、“祸水”、歪嘴儿和尚们无从比拟的。唐人张说作《昭容文集序》有云：“……然则大君据四海之图，悬百灵之命，喜则九围挟纩，怒则千里流血，静则黔黎刈安，动则苍甿疲敝……”“大君”的社会影响竟至如此之巨。中国人很早就看出了君王影响百姓生活、祸福天下的巨大能量，但是从未有人试图经由立法限制君王的权力，最优秀的政治智慧也只停留在“谏”的水平——谏劝、谏书、谏诤、谏议、三谏、数谏、强谏、忠谏、兵谏、尸谏……诸如此类（屈原的投水自尽，就是所谓“尸谏” ）。事实证明，不能经由立法分权，什么“谏”都是脆弱的。将国家管理这么严肃的大事托付给人的道德，是永远潜伏着危机的——危机迟早都会爆发，这已经为历史无数事实证明了。

　　屈原在给定的体制内哀吟、憔悴，最后走向穷途末路。这个问天问地、上下求索的诗人政治家，像所有的传统文人一样，有知识、有艺术想象力、也有一点儿思想，但惟独缺乏一种精神——一种怀疑精神，一种对现存体制的政治或哲学的怀疑精神。

　　屈大夫迷恋的是永恒体制下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和道德谴责。这是屈原扼守着的精神疆界。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在屈原那里，是一体的。国家政治生活的堕落，在他看来，就是道德生活的堕落。屈原缺乏政治经验，他最终没有斗过那些卑鄙小人，或者也可以说，他不屑于同那些小人去斗，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他始终把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他希望依靠楚王来重建他理想中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当他最后看到楚王不可能重新擢用他时，当他感到依赖自己的智慧和贤德无力回天时（而他一定是无力回天的），他所崇仰的道德天国也就崩溃了，他的精神世界也就崩溃了。这位屈大夫就怀着对楚王深沉而又矢志不移的爱，怀着对楚王朝也即熊氏家族的忠诚，怀着对往日特权生活的留恋，怀着对自己道德优越的自信，绝望地自杀了。这个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诗人，走上了一条“尸谏”的绝路。——他终于愚愚地忠着，自沉汨罗，追寻他所钦仰的先圣先贤去了。

　　屈原留下了美丽的诗篇。读他的诗，可以感觉到他试图维护或修补现存体制的热情。这成为他动人的一面。但也恰恰是这一面，让目光犀利的鲁迅先生看出了破绽。

　　鲁迅指出：“屈原是‘楚词’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不过是不得帮忙的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