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甚至将屈原与焦大并列而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吃了一嘴马粪，要到祠堂去哭贾老太爷，骂而今这群畜生不干不净；或者遭了放逐，形单影只地在江边吟些“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都不过是闹情绪、发牢骚，想帮主子的忙帮不上了，想做奴才做不成了，而已。套用鲁迅的话：所以这屈原，实在是楚国的焦大。（题外话：事实上，屈原赶上的时代并不是最糟糕的，在另一些更为严酷的时代，闹情绪、发牢骚也会成为罪行。）

　　谈论屈原，还可以考虑恩格斯的一个意见。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论点时，不承认人的认识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举例来说，“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可能是最大的无赖”。狗是没有自由思考的，更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精神，所以夏桀的狗可以向着大圣人尧帝又咬又叫（所谓“桀犬吠尧”）。举一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最大的无赖”，可是他有一群相当忠诚的“功狗”。楚怀王熊槐也是这样一个“最大的无赖”——但是屈原对这个“最大的无赖”，无比忠诚。如恩格斯所说，无比忠诚，也并不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在有些时候，也许正是因为“功狗”类人物的“无比忠诚”，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那些从根性性格上戕害民族肌体的文化灾难，还不算。

　　假如忠诚的对象是混蛋、是暴君、是极权专制，那效忠者就是十足的奴才——不会做文章，便是焦大式；做得文章，便是屈原式。

　　“愚忠”，这个由屈原造就的模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道风景线，两千年来，它作为士大夫奉行着的政治或道德理想，作为读书人引以为荣的精神资源，很少遭到怀疑。中国文明两千余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怀疑者。整个文明的流变中，因怀疑者的缺席，成为近亲繁衍，而那劣根性便由此形成。

　　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说：“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作为精神的个人就是如此负起了历史的责任并走进了历史。而屈原，中国的读书人一向是试图从他身上获取精神资源的，现在可以看到，那是多么荒谬。鲁迅《摩罗诗力说》云：“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中国的文人都在争抢如何坐稳奴才的金交椅，为此耗尽了一生一世的智慧、才华与想象力，吃了马粪遭了放逐，还在高歌“虽九死其犹未悔”，这风景，实在触目惊心。

附论—苏轼《东坡志林》说到一事：

　　司马懿讨曹爽，桓范往奔之。司马懿对蒋齐说：“智囊往矣！”蒋齐说：“曹爽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后来果然如蒋齐断言：桓范劝告曹爽移车驾兴许昌，招外兵，曹爽不从。桓范说：“我知道你所担忧的是粮草，但现在我拿着大司农的大印呢！”曹爽仍不能听从忠告。又：陈宫、吕布被擒，曹操对陈宫说：“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今日何如？”陈宫说：“吕布不听我的话，不然，结局未可知也。”苏轼对此评论道：“仆尝论此二人：吕布、曹操何人也，而为之用？尚何言智？”

　　苏轼的意见是：桓范、陈宫不要说“忠”，就是“智”都谈不上。
　　苏轼在此流露了一点儿不寻常的怀疑。
　　桓范、陈宫，以及屈原，他们的悲剧，在于向不值得效忠的主子也即“最大的无赖”效忠。

　　古往今来，此辈人物史不绝书，如箕子、比干之于纣王，伍子胥之于吴王，田丰、沮授之于袁绍，檀道济之于南朝宋文帝，袁崇焕之于明思宗等等。必须要有掉头走开、不予合作的勇气与智慧。就这个意义而言，乱世中的真隐士要比愚忠之辈活得更有价值。真隐士是以独立人格的姿态与不值得效忠的主子也即“最大的无赖”对峙着的；而愚忠之辈则活在不值得效忠的主子也即“最大的无赖”的阴影之下，奔波忙碌、出生入死，为了一个虚妄的名，一点儿有限的利。然而，像贾府的焦大，吃马粪的“悲剧”无可避免——如此，终于也算不得什么“智”，因此是“愚”，那忠，也便是“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