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散文评论或研究的格局，是对于“点”的注意远远超过了对于“面”的掌握。这种微观式的研究工作自然也是需要的，问题是在于这种微观的研究格局中，没有很好贯彻宏观研究的指导线索，譬如说在不少研究杨朔散文的论著中，往往难以看到对他的创作与整个散文发展趋向的全部关系作出分析，难以看到对杨朔散文究竟体现了整个散文发展趋向中的哪些强点和弱点作出分析，更不用说难以看到对杨朔及整个散文创作强弱点的深刻历史原因作出分析研究了。正是由于缺乏宏观式的总括与反思，我们往往就无法对过去的认识达到高度理性的地步，无法突破过去传统里包含的惰力，全面地去开拓一条广阔的新路。
　　正由于整个散文界对自己发展过程宏观考察和深入思考的不够重视，却较多的滞留于微观把握与表层分析，偏重于对少数几位优秀散文家如杨朔、秦牧和刘白羽作品的鉴赏，因而有些青年作家开始撰写散文时，就无法形成自觉性的创造意识，往往较多地受到这些作品思想和艺术格局的影响，甚至还陷于模仿的状态中间，久而久之就不容易摆脱这种艺术途径，成为窠臼或模式，无法出现自己独创的因素了。
　　我们长期以来研究当代散文创作的工作，对于提高广大青年作者的知识和素养来说，肯定是有成绩的，但是像这样过多地停留于微观式的就事论事的分析鉴赏的方法，其实是流露出了偏重于单纯地追求艺术技巧的倾向。然而对于包括散文在内的任何文学创作来说，光解决了艺术技巧还是不行的，有了娴熟的技巧可以写出文学作品来，却无法保证它总是成功地充满了个性和灵魂，充满了震撼读者心弦的感情力量，而后者才是根本的关键，文学大师巴金所说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确实可以说是具有深刻的哲理涵义，值得苦心钻研艺术技巧的同志们思考。
　　正由于文学创作的实质是个性的另辟蹊径，因此过多和过于繁琐地对于像杨朔散文艺术技巧的分析鉴赏那样，是只能制造“杨朔体”的模子，而不能很好召唤和促使青年散文家创造自己独特风格的。
　　正由于这样的做法不能很好给人们开拓宽阔的视野，不能很好给人们提供对于许多关键问题的思索，而是企图将现成的创作模式灌输给人们，让大家沿着这种封闭性的艺术思维方式前进，因此就是写得极像杨朔的散文，也只能是精巧的摹本而已。“杨朔体”散文的得到流传，应该说是散文评论和研究工作的失败。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来说是舍弃开始时可能产生的某些摹仿，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人格和情趣来，否则就不好说是在艺术世界里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我们的有些散文研究论著，迄今还在一成不变地赞美着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某些散文名篇，而没有很好从宏观的视角展开整幅建国以后散文创作的蓝图，进行立体化的分析和论述，像这样的研究方法应该得到改变了。
　　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不少散文名篇确实是写得相当美的(有的壮美，有的柔美)，确实都始终保存着它们特有的价值，不过对于一个善于鉴赏与研究的人来说，既不应该盲目地崇拜，也不应该抽象地否定，而要从产生这些作品的生活土壤和时代主潮，看到它们在思想艺术方面的长处和局限。如果这样的尺度是准确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有些被反复称赞的名篇，由于受到当时“左”倾思潮的沉重压力或不自觉的渗透，在真实性这一点上不能不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有的甚至是矫揉造作或完全虚假的。离开了“真”，当然就说不上“美”。
　　正是由于当时“左”倾思潮造成的封闭和禁锢的原因，有些散文作品不仅思想情绪的表达是拘谨的，甚至连艺术技巧的表达也是拘谨的，所以它们呈现的艺术美往往显得单一化和定型化，而不是丰满和辐射性的。针对这样的情况，真正的散文研究工作就不应该是一味地赞美，而应该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去俯视历史，肯定这一段时期中散文创作中获得的成绩及其原因，同样也指出它的缺陷及其原因，并且探讨散文创作前进途程中应该注意的倾向性以及若干具体性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工作才能够使散文创作的思想活泼起来，深沉起来，向更高的境界去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