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触及这一问题时，指出了它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五四”散文小品在本质上说，是冲破被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意识所束缚和压制而成的“小摆设”才取得发展的，因此它“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就是说它本身的素质决定了是应该走向宽阔和深沉的，然而它为了要在广大的读者中取得立足之地，就得和他们原来所熟悉的中国的传统散文竞赛，“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这种在艺术上处于同一层次的较量的结果，就不自觉地淡化了思想的追求，趋向于追求艺术技巧超过追求思想冲力的局面。而离开了具有辐射性的思想冲力，艺术意识的更新也就很不容易迸发出来，鲁迅十分准确地感受和把握了问题之所在：“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小品文的危机》)，这种追求和中国传统散文尽量契合的艺术途径，既是不自觉的又是不得不出现的一种妥协，这样必然会使“五四”散文愈益趋于艺术上净化的路子。
　　所谓艺术上的净化，就是不侧重于强调这方面的新的追求和探索，不侧重于强调由此引发出来的增添作品更多的生活和思想容量，而更多的追求与传统的审美趣味认同。如果从这样的角度说来，就可以充分证明“五四”散文创作尽管开始于对旧文学的突破，然而它后来发展的轨迹，却又渐渐地与中国传统散文艺术接近或平行，鲁迅指出的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从鲁迅的《小品文的危机》，可以看出他对这种趋势极为不满，他的不满正好是表达了自己在这方面强烈的现代观念，即散文创作必须更好地突破过去的藩篱，必须冲破这方面的束缚和禁锢，在自由的探索中得到更为辉煌的发展。当我们充分理解了鲁迅这一精辟的见解之后，再回过头来体会他“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这句话，就更觉得这绝不是“随便”说的，而具有多么重的分量了。
　　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不用说被认为是“五四”时期“美文”大家的周作人，其审美情趣几乎完全是围绕着中国传统散文艺术的那条中轴线，不用说明显受到英国小品文影响的徐志摩和梁遇春，其字里行间过分的拘泥地承受那些体裁的风致，同样缺乏更为蓬勃的生气。就是杰出的散文大家朱自清，在他自己流畅的白话文中间，往往也摆脱不掉那种净化境界的熏染，在他的不少篇章中隐约地藏匿着一股古老的情趣与意蕴，十分推崇朱自清的叶绍钧，在《朱佩弦先生》一文中很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做作，太过于注意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叶绍钧所指出的这一点，正好是鲁迅对“五四”散文那种宏观判断的极为精确的注释。
　　这丝毫也不意味着要贬抑“五四”散文的巨大收获，而只是为了科学地探究它取得成绩和存在不足的深刻历史原因。至于中国传统散文自然也有着它自己重大的成就，不过也正是从这里所迸发出来的历史的惰力，影响了“五四”散文更有突破性的开展，这应该说是没有疑问的，这就充分地提醒我们，在谈论继承“五四”散文时，要更自觉地意识到它的成就与不足及其根本的原因，我们在这方面历来是做得不够的。譬如说多年以来对于朱自清还是研究得相当多的，然而我们往往只限于从鉴赏的表层上滑过，既没有充分阐述他作为大散文家的出色成就之处，也从未深入地剖析他艺术追求中不足之处的原因何在。长期以来的散文创作和研究中，我们确实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要力避仿效和沿袭，要力求突破和独创，因此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养成一种自觉地超越传统的意识，这样才有可能在继承中获得高度的独创，才会使我们的时代的散文创作在广阔无垠的突进中出现强劲的思想冲力，出现新颖的艺术感染力。
　　当今时代的生活已经变得更复杂了，闪烁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也肯定有更多的内容，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去追求趋于净化的艺术描写方法，而应该增添作品中各种思想和艺术的复杂的因素，不断出现创新的作品。未来的散文创作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使命，应该表现更为多样化的图景，应该显出焕然一新的面貌，应该更好地深入到生活和内心的更深层次中去，这辉煌的前景等待着用我们的努力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