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伟大的作家，都具备很强的历史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结构能力和想象能力。既写历史的崇高、壮烈，又写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既写创造的伟力与成功，也写世事的沧桑与人生和悲剧的意识。诚然，历史留存着人类以往一切活动与成就的记录，使它们不致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趋于消逝；但是，时空的限界毕竟又造成所有个体生命的割断、隔绝与消逝，迫使人们的情志需求有很大一部分归于落空也使人类在宇宙中自觉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局限与压缩，因此，时空条件本身，就足以给人一分难喻的怆怀。
　　当然，对此，伟大的作家并不是无为与无奈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宇宙的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销蚀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于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而引发一种宇宙的悲剧性与无常感。
　　从我个人的创作实践中也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便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去年初夏，我有中州之行，访问了三座历史名都，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题为《面对历史的苍茫》的散文。开封、洛阳和邯郸，这些曾经繁华绮丽的历史名都，历经世事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有沉甸甸的文化积存在那里。漫步在这些地方，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努力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300多年的宋王朝留在故都开封的是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更是一面文化的回音壁，是诗人们从中打捞出来的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是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探寻。
　　邯郸古道上，既有燕赵悲歌，也有黄粱美梦，两种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汇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在《存在与虚无》中，我通过凭吊洛阳的魏晋古城遗址，写了《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写了废墟--这悲剧的文化，历史的读本，岁月年轮留下的痕迹，写了搏斗后的虚无，成功后的泯灭；但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化的代价。魏晋时期留给后人可供咀嚼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思想十分活跃。部分文学家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敢于荡检逾闲，抒发真情实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恰如清人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尤其是魏晋时期文人以艺术风度所造就的诗性人生，给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生命过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他们的诗酒生涯，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从公元前几世纪的西周开始，生长在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荒原，越过长城，越过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哭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苦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挡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