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作家都希望自己写的是“史诗”，至少要“概括”一个时代，《晚翠文谈》的序中却说：“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这不是谦虚吧?
　　汪：不是。我写不出“史诗”。我没有那样的生活。我的气质也不具备那样的魄力。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可以说是时代的“概括”吧，我宁是不喜欢。就画家说，范宽、王蒙的山水画是大家的，气势恢宏；倪云林只能画平原小景，画些小品。他们都有自己的位置。
　　散文不像小说、诗，能负载更多的东西，只能写点身边琐事。
　　卫：那您指的是狭义的散文。
　　汪：是。
　　卫：广义地说，东西方传统的思想、艺术，主要表现在散文里。
　　汪：散文也奇怪。最近，我的《蒲桥集》要再版。以前，房树民同志给我说过，我也没往心里去。我想，散文怎么能再版呢?现在真要再版；这大概有社会和文学的原因。
　　卫：听《散文》杂志的同志讲，他们明年的订数增加了两万。
　　汪：看，看!这说明读者不是对我一个人的散文感兴趣。这种现象，生活不安定是一个原因；生活使大家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需要休息，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需要“滋润”。心里有不如意的事，想找人聊聊；听人说，也等于自己说。我始终认为，读者读作品是参与其中的。
　　卫：阅读也是一种对话。
　　汪：散文情况好转，也说明读者对人，对习俗、饮食，还有草木虫鱼的兴趣提高了；对语言、文体的兴趣提高了；文化素养提高了。当然，我也不希望我的书成为“畅销书”，像流行歌曲一样。不少流行歌曲，词儿也不通，就唱，品级不高。
　　卫：您很推崇明清小品，桐城派的散文，还说归有光像契诃夫，这个比较有意思。
　　汪：桐城派讲“文气”。我认为这个是很先进的概念。我的文章怕人胡改，就怕文气断了。戴名世、刘大鏪、方苞的文章，我小时背过不少；我现在的作品里也有桐城派的影响。当然，我并不同意他们的正统观念。
　　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写得平易、自然，像谈家常话，结构“随事曲折”，好像没有结构。他的写法和现代的创作方法相通，观察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像契诃夫。
　　卫：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作品容量和篇幅的关系。契诃夫《带叭儿狗的女人》，不管是思想，还是艺术，都不亚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作品的容量和分量不在篇幅长短。
　　汪：我的《大淖记事》，人家说，再抻一下就是个中篇。我说干吗要“抻”一下?我只能写成这个样子。写短了，从艺术上说，上算。作品不要写得太满。
　　卫：要“留白”。
　　汪：这样才有余味。
　　卫：您的散文属于哪种类型?
　　汪：上个月，《文学报》一个女记者访问我，说我是文人文学或学者文学的一个代表。过去我只知道有“学者小说”、“学者散文”，没听说过“学者文学”。“学者小说”大都是大学教授写的，在小说里谈学问，生活气息比较少，往往深奥难懂。我读书少，没有学问。我的小说大概不是“学者小说”。“学者散文”的名声比“学者小说”要好一些。英国的许多Essais都是“学者散文”。中国的许多笔记，也是“学者散文”。鲁迅的《二十四孝图说》，周作人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学者散文”。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等一系列论学之作，都可当作很好的散文来读。
　　卫：您推荐的《秋天的钟》，我读了，确实写得好。
　　汪：那是用意识流的方法写的。能发表这样的作品，说明我们的文学还有希望。我最近要给黑孩的作品写序，她受了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写得不错。一种写作手法，不能说“过时了”。
　　我常感到一些青年作家有我不及的地方，所以提出老年人要向青年人学习，不要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哈尔滨那个阿城，写得就很特别，句子短，有自己的特色。
　　我在文学院带3个研究生。读他们的作品，我常惊叹：怎么写得这样绝!总之，这一代青年作家，在创作的准备上，比任何时代都强。
　　卫：他们像您说的一样，“赶上了好时候”。只要有生活，有思想，总要说话，什么也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