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许多散文作家都在致力于提高散文的文化品位，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
　　我从自身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进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人生的意蕴深度，往往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3年前，我曾有中州之行，访问了3座历史名都，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题为《面对历史的苍茫》的散文。开封、洛阳和邯郸，这些曾经繁华绮丽的历史名都，历经世事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经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有沉甸甸的文化积存在那里。漫步其间，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在解读历史的同时，着意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三百多年的宋王朝留在故都开封的是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更是一面文化的回音壁，是诗人们从中打捞出来的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是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探寻。
　　邯郸古道上，既有燕赵悲歌，也有黄粱美梦，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汇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在凭吊洛阳魏晋故城遗址后写成的《诗文的代价》中，我没有重复《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而是通过写废墟——悲剧的文化，展现搏斗后的虚无，成功后的泯灭，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学的代价。清人赵翼有两句著名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就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总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魏晋时期留给后人可供咀嚼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思想十分活跃。部分文学家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敢于荡检逾闲，抒发真情实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
　　尤其是魏晋时期文人以艺术风度所造就的诗性人生，给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他们的诗酒生涯，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从公元前几世纪的西周开始，生长在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万古荒原，越过长城、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泣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
　　带着探求这类社会文明继承、发展规律的渴望，我访问了女真族的策源地三江平原和金代的早期都城阿城，撰写了文化历史散文《土囊吟》与《文明的征服》。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后的，立国当时，尚无文字。但是，他们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铁蹄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大军事对手，先后灭辽蚀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蒙元、满清一样，当从塞北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演进、发展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动机、目的相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