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之所以不取泛称，而特意取义为“中国散文”，是因为眼下作家的散文一经排斥或叛离“中国式”，写出的散文在事实上既被外国人压根儿就不曾看重过，也势必不被中国人自己果真认可。道理很简单：若是不具有中国个性(包括思想个性或语言个性)，仅仅因为其失去个性就很难存在于世界；中国文化品(包括散文)，具有悠久而特殊的优质品格，一经轻率而肆意地否定它、瓦解它，无论怎样自称“突破”，其实与无知无识、无文无采无异。
　　单就汉语本身来说，那种很个性化的表述特点就近于难以仿制和拟制，你如果硬要马虎一下，结果怎样?其意其韵都会损失大半，乃至更多。打个比方说，《红楼梦》有这样一段话：“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高)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这段话在英译本的《红楼梦》中却变成了另外的样子：“很久以前，当女神女娲正在修理天空时，她熔化了大量的岩石，并在巨大的荒山、连名字也考证不出的山崖上，把这混合物捏成36501块巨石，每块72英尺×144英尺见方。”
　　这段话，外国人读了英译本，或是中国人读了英语复译成的汉语本，我看双方都颇扫兴。正如中国的诗也如此，要想走向世界，做到举世叫好也很难。即使以王维的那两句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为例，无论怎样译成外语——哪怕俗解成中国的白话，无非是“先生多喝一点吧，到了关外边儿，就看不到什么熟人儿了”。我看那诗意也就淡得很。
　　在中国文学史上要比文学上的老大，恕我直言应首推广义的散文。不信就在通读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数一数中国文学名家的数量，散文名家绝对占去五分之四!即使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文学评论家，也大抵同时是散文家。
　　中国的散文，从古至今，就其发育成长至成熟衰老的轨迹而论，可依序为：
　　一　散文的胎动期
　　所谓胎动期，用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就是母亲已经怀孕，虽然可以有了母亲称号，听到了胎音，但只有母亲自己在那里且喊且唱、且哭且笑，而尚未真切触到婴儿本身的实体模样。
　　不用说，中国散文的第一生母(或曰孕妇)是汉字——是否是由仓颉造的姑且不论。这位老妈弄出一些字，并注进了字意，才使胎而能动，有了胎音。我看，从甲骨的卜辞，《周易》的筮辞，钟鼎铜器的铭文，直到《尚书》、《逸周书》，只能算是中国散文的母动与胎动，算不得散文本身。例如《尚书》现存的《商书》5篇，《周书》19篇，《虞夏书》4篇，我看对童子、学子来说，认字的价值多于解意的价值。说那是散文，不如说是散字。
　　二　散文的问世期
　　中国散文的出生，第一声啼哭就很经典，就饱含着高智能、高智商。因为这个婴儿不是别人，而是在传说中于母体中孕育了800年的老子即李耳先生。你读读《老子》，看看那思维智能，那表述能力，真是绝了!难怪在《世界图书概览》中统计，全世界各种译本的总量居于发行榜首位的两家中就包括《老子》(第二位是《圣经》)。
　　这才是天下无双、世上绝少的散文!它是奇迹中的奇迹!值得中国人骄傲的，除了老子式的卓越思维，还得力于中国的汉语品格。要想看看什么叫语言精炼么?那才是!说到“五四”新文化时，我总认为它有“正绩”也有“负绩”，后者就指对汉语的淡化、浅化、俗化。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举一段文言文让你猜猜作者的年纪。此文中的一段是：
　　
　　夫我国之中，寸土之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风栉雨，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强国鲸吞鼓颐，吞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
　　我辈当如烈火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
　　
　　这样的文章，竟然是“五四”运动前十四五年一位11岁小学生写的话，此人名叫任弼时。那样的小学生和今天的小学生在素质上相比，如何?
　　话说回来，还谈中国散文，还是依照时间顺序来谈。
　　三　散文的迅长期
　　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子”、“家”，从散文角度来看，老子之后的诸子、诸家，都算不得祖师辈，但都具有比“祖辈”更强健更有青春感的生气。自《论语》、《孟子》、《庄子》、《墨子》、《孙子》直至《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杂言，以及屈、宋等人的骚赋，再至两汉的宏文，如西汉时陆贾、贾谊、晁错、枚乘、司马迁、桓宽和东汉的班固、王充、桓谭、仲长统等人的散文，明显地看出从老子式、孔孟式哲理散文向政治散文、时论散文的转化和升发。